沒有哪個領導不希望自己在下屬麵前有威望、能服人，因為威望不僅僅讓領導者有了麵子和尊嚴，更可以使權力的行使更富有效率。同時，領導者還要善於以靈活的手段處理各種複雜的問題。權力是一把雙刃劍，要想讓它既能為自己塑造形象又不致傷及本人，就要看舞者的“劍術”了。
領導形象的威嚴和尊崇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對下屬實施有效管理的必要保證。你可以態度溫和，可以在私下裏與下屬打成一片，但當你一聲令下之時，下屬要有前赴後繼的精神才行，而這，需要在平常不斷地以嚴格來約束他，以勤勉來督促他。
在這方麵，乾隆皇帝給領導者作出了表率。
作為一位年輕時即位的皇帝，乾隆在變幻莫測的官僚政治漩渦中總攬王權，在位63年，沒有誰可以專權獨治，威脅皇位安危，沒有後宮作祟，沒有宗室內訌，沒有皇子爭位，沒有朋黨聚結亂政，這確實是極為了不起的。那麼，乾隆到底是怎樣操縱自己的手腕，遊刃於盤根錯節的政治關係中的呢？
盡管乾隆繼位後在政治方針上采取了寬仁的一麵，盡管為了政治安定的考慮，他昭雪、平反、安頓了不少皇親國戚、親王宗室，但封建專製製度畢竟是殘酷的。在政治權力上，作為一名封建君王，乾隆大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不受絲毫影響，他深深懂得欲治天下，須先治內宮的道理。這是因為：保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把大量精力用於應付“窩裏鬥”，那還叫什麼君臨天下的“人主”或“君王”？於是，乾隆采取了“整頓機製，施政有綱”這一才智。
康熙、雍正都曾從匡正製度入手，大力整頓吏治。乾隆要勵精圖治，也必須大刀闊斧地整飭吏治。他沒有去改革已有的官僚機構，而是針對中央九卿、科道和各省督撫、地方府縣衙門存在的不同問題，從封建官吏職責的角度，有針對性地提出整治要求。
對於中央九卿狀況，乾隆有個基本估計。六年三月，他說：“朕就近日九卿風氣論之。大抵謹慎自守之意多，而勇往任事之意少”。所謂謹慎自守，實即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無所作為習氣。其通常表現之一是懶散。十一年三月某日，乾隆發現，應召在乾清門等候奏事的九卿，“有因等候稍久而以勞苦含怒者”，甚至“竟不候而歸”。他惱火地斥責說：“朕機務維勤，不敢暇逸，而大臣則已退食自公，優遊閑適矣……諸臣思之，當愧於心也”。其表現之二是因循推諉。乾隆說：“朕聞近來各部院辦理，因循成習。每遇難辦之事，即互相推諉，文移往返，動往歲月。迨夫限期已滿則潦草完結，以避參議。至於易結之事，又複稽延時日，及至限滿，則苟且谘行，以期結案”。這種無所作為習氣，與乾隆勵精圖治的抱負和雷厲風行的作風，格格不入。七年三月清明節，乾隆在勤政殿對九卿說：
“近來九卿大臣，朕實灼見其無作奸犯科之人，亦無聞有作奸犯科之事。然所謂公忠體國，克盡大臣之職者，則未可以易易數也。不過早入衙署，辦理稿案，歸至家中，閉戶不見一客，以此為安靜守分，其自為謀則得矣……至於外而督撫，內而九卿，朕之股肱心膂也。萬方億兆，皆吾赤子。其為朕教養此赤子者，朕非爾等是賴，其將奚賴？今爾等惟以循例辦稿為供職，並無深謀遠慮為國家根本之計，安所謂大臣者歟！如僅循例辦稿已也，則一老吏能之”。
乾隆話很嚴厲，也很中肯。作為乾隆股肱，九卿大臣不能僅滿足於不作奸犯科，更不能把自己混同於老吏，以入署辦稿為供職，應深謀遠慮國家大計，有所建樹。
科道、禦史承擔著監察職責。乾隆說：“夫言官之設，本以繩愆糾繆，激濁清揚。朝廷之得失，民生之利病，無不可剴切敷陳。內而廷臣，外而督撫，果有貪劣奸邪實據，指名彈劾，亦足表見風裁”。但實際上科道禦史並未盡責。四年（公元1739年），乾隆就指出：“近來科道官員，條陳甚少，即有一二奏事者，亦皆非切當之務……嗣後各精白乃心，公直自矢，毋蹈緘默陋習”。此後，緘默之風雖有所改變，卻又轉而“摭拾浮器”，以浮言為依據，抓住末節問題作文章，“徒事懷私窺伺”。乾隆認為，言官不能履行職責，關鍵在素質低。要改變這種狀況，就應慎重言官選拔。原來，禦史由各部院堂揀選司員保薦，然後由吏部引見，皇帝簡命。乾隆以為這辦法有局限性，“各堂官保送，皆就伊等所見舉出。統計～衙門官員，不過十之一二，其餘眾員，朕未經遍覽，此中或可任科道而不在保送之列，亦未可定”。因此，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時，就改為“例應選翰林部屬等官，一概通行引見”，擴大了選拔對象。但選拔對象太多，皇帝又難以一～考察。降至十一年十月，降旨恢複九卿保薦法，但須經請旨考試後，引見候皇帝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