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至元時期，由於在民族的大融合、多民族文化和中西文化的交彙過程中，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滲透；絲綢之路的發展與繁榮等因素，蘭州地區出現了一些士人，中原士人也有一些來過蘭州，從而孕育了蘭州地區的士人文化，最終為明清時期形成蘭州地區的士人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國時期的士人活動
三國時，金城郡屬曹魏，蘭州地區既是曹魏與蜀漢戰爭的前沿，又是魏控製和經營河西的基地，也是魏發展經濟、積蓄軍事實力以備將來統一全國的大後方，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軍事鬥爭十分頻繁。在這一背景的直接製約下，蘭州地區本土人士除在武學方麵產生了韓遂、成公英等一些較有影響的人士外，傳統意義上的士人，即儒士基本沒有產生。傳統意義上的士人幾乎全是來金城做官的外地人，如蘇則等。
韓遂，東漢金城世家子弟。東漢中平元年，北地降羌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等反。伯玉劫持邊章、韓遂，使任軍師。
起義軍攻城略地，很快就“擁兵十餘萬眾”。次年，他與邊章以誅宦官為名，率軍萬騎進逼京城，大敗朝廷十餘萬眾的圍攻。
中平三年（186年），韓遂殺了義軍首領北宮伯玉和李文侯，自任首領，並大規模擴大勢力範圍。建安十六年（221年），在潼關為曹操所敗，退回金城，四年後病死西平（今西寧市）。自起兵至建安二十年（215年）病死於西平的31年間，曾馳騁角逐於潼關以西的廣大秦隴地區，三次占據關中三輔，與曹操進行了一係列大規模的戰爭，沉重地打擊了東漢統治集團。
成公英，三國金城人，原為韓遂部下驍勇善戰的將軍，韓遂病死後投奔曹操，授封列侯，實職為軍師。
蘇則，東漢扶風武功（今陝西武功縣）人，年少時即以學問操守聞名，舉為孝廉。先為曹操軍導，後升任金城太守。蘇則剛到金城時，金城地區“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滿目荒涼殘破。蘇則采取了一係列有力措施：發揮民族地區優勢，組織生產自救，對時常侵擾金城周邊的戎狄采取招撫政策，親自教民耕種，推廣先進的耕作方式，才使得當年農業即獲大豐收。蘇則的這一係列開發金城地區措施的實行，使金城地區的經濟在戰亂後迅速得以恢複，成了戰亂時期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之一，他本人也為金城開發做出了巨大貢獻。
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士人活動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蘭州，已經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渡口與交通城鎮，商隊、使節、僧侶、行旅東來西往，一般都要在蘭州小住進行適當休整後，再渡過黃河西去，這樣一來，蘭州就很自然地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節點之一。而蘭州人則以博大的胸懷，兼收並蓄各種文化，經過融會、消化、改造，使蘭州逐漸向多元文化的城市發展。在這一時期內，蘭州地區已出現了一些士人，他們的各類活動，特別是文化活動是有一定成就的，對蘭州地區曆史文化的孕育產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西晉統一全國後，文化中心又北移至黃河流域，給關隴士人文化帶來了新的機遇。但西晉王朝的統一隻維持了短短的20年，便發生了長達300年之久的動亂。北方“胡”族先後進入中原，紛紛建立政權，黃河流域又一次淪為戰場。蘭州在這一時期一直處於“胡”族政權的統治之下。隨著大量胡人的入主，“胡”文化與關隴“漢”文化在蘭州地區發生長時間交彙和衝突，最終走向融合。從而使蘭州地區文化更趨多元化，且稍有發展。士人構成趨於複雜，有由士大夫發展為割據政權的國王者，有割據政權的文臣武將，也有一代高僧。特別是西秦建都苑川（今蘭州市榆中縣苑川河流域）後，在今蘭州地區集中了大量士人，前後活動達半個世紀，雖然為時不是太長，但對蘭州曆史文化的發展和士人文化的孕育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這一時期，在蘭州地區活動的本土和外來士人，以及蘭州本土士人在其他地方的活動中，出現了一批較有影響的人士，如西秦四王、麴允、郭衝、宗欽、釋寶誌、趙柔、王傑等。
西秦四王是指西秦建國後的四個帝王，即乞伏國仁、乞伏乾歸、乞伏熾盤、乞伏慕末。
乞伏國仁（？—388年），東晉隴西鮮卑人。為西秦國創建者。
乞伏國仁的先祖從漠北徙居隴西，統領了四個鮮卑族部落，成為一個部落聯盟，號曰乞伏可汗。後又翻越牽屯山（今寧夏固原縣西）來到苑川（今榆中縣東北）和勇士川（今榆中縣東北）一帶放牧。停留了半個世紀。當時的苑川“為龍馬之沃土”（《水經·河水注》），水草豐美，很適宜畜牧業和農業的發展。乞伏鮮卑就長期在這裏定居下來。
氐族前秦主苻堅在位時，乞伏鮮卑酋長、國仁父乞伏司繁被命為鎮西將軍，鎮勇士川（今蘭州市榆中縣苑川河流域）。司繁死後，國仁代鎮。淝水之戰，苻堅敗亡，國仁招集諸部，眾至十餘萬，成為當時西北的一支勁旅。385年，國仁自稱大將軍、大單於、領秦、河二州牧，自立為王，年號建義，史稱西秦。朝中設置百官，並設立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川、甘鬆、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為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