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理想”參加高考
那時候考大學給我的感覺是，從農業學大寨的第一線臨陣逃脫在去大寨參觀的路上，就紛紛傳說要恢複高考，我們一幫先進知青開始商量考還是不考。多數人動心，堅決不考的好像沒有。偏左的動搖分子說，就算考也不能今年考，那樣立場就太軟了，到第二年考或不考再說。我屬於偏左的，當年就沒考，也沒複習。
那時候考大學給我的感覺是，從農業學大寨的第一線臨陣脫逃。一直到了年底，他們都考完了，我才經受不住壓力，開始悄悄地，恨不得是偷偷地準備考試，開始看點高中的課本。
1977年年底進行了一次高考，1978年年初入學。1978年年中又考了一次，10月份入學。因為剛恢複高考，我完全不懂怎麼填報誌願，就按照我喜歡大學的順序來排，最想上的是人大，人大有一股“純種”的革命味道，所以第一誌願就是人大中文係，然後覺得北大也是挺有名的，第二誌願就填了北大中文係，第三誌願好像是南開，那是周總理的母校。我當時對曆史不感興趣，覺得鑽到故紙堆裏太沒出息了，那麼火熱的革命鬥爭實踐在召喚著你，不接受人民的召喚反而鑽到故紙堆裏麵去，不可理解，太陳腐了。中文係是當時第一熱門係，所以我就選擇了中文係。
我考的分數很高，沒有任何懸念地進入了人大。我以為我會留戀農村，我以為上不上大學對自己無所謂，恨不得認為考不上更好。考試之前一直這麼覺得，考完後也不怎麼在乎，心想考不上拉倒。
接到錄取通知時，正是護秋的季節，就是派人去看守莊稼和果實，以免被偷。農民怕得罪人，我們知青是外來戶，我抓著誰都翻臉不認人，於是就讓我護秋。我當時還創造了平均三五天抓一個小偷的生產隊紀錄。
我正在護秋呢，有人到處找我，說我考得可高了。我跑去看，總分500分，我考了398.5分，聽說在我們縣是文科第二名。我假裝不動聲色。回到宿舍，我拿著鐮刀出去巡山，走到村外沒人的地方，忽然心裏一陣狂喜，按捺不住，“噌、噌、噌”順著山梁往上跑，跑上去後大氣兒都不喘，意猶未盡地又蹦了幾個高，大喊了幾聲。之後，我忽然就愣了，心想：我怎麼會這樣？我真的那麼想離開農村麼？對自己的狂喜很意外，我覺得我不那麼在乎這事，我挺留戀農業學大寨的呀。我是大隊副書記、生產隊指導員，身兼重任，還是先進知青典型，自我感覺也是一個革命者，不是貪生怕死、好逸惡勞、鑽到大學裏去讀書的人……可是我怎麼能這麼狂喜呢？我怎麼這樣啊？當時內心的狂喜著實讓我大吃一驚。
差不多該上學了，村裏麵我已經找到了接班人，他也已經上任了，可我就是拖著不走，要站好最後一班崗。人們都說，你幹嗎呀，還不回家去？實際上我當時處境已經很尷尬了，感覺自己確實成了局外人。最後還是大隊書記把我送到車站，好像還是把我轟走似的。還沒開學，我提前了一段時間離開了農村。
農村調查中發現“潛規則”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實際是到它的機關報《農民日報》去。農民報當時是采編合一，我到那兒的第三年當總編室副主任。第四年申請去群工部待了一年，看來信，接待上訪。
1983年，我去群工部翻來信，看到一封來信說，開封的農民買不到“掛鉤肥”。掛鉤肥是指農民在平價交售棉花、小麥等農產品後，國家向他平價銷售的化肥。結果開封地區的農民都老實地把棉花、小麥低價賣給了國家，但是買不著計劃內平價的化肥，隻能買市場上高價的化肥。
我就和另外兩個同事組成一個調查小組，從供銷總社農資局開始，一層一層地調查下去。我們發現，這種資源分配另有一套規矩，不像文件裏說的那樣。我們作了連續報道，報道中用了一個詞叫“內部章程”，就是後來“潛規則”的前身。第二年，這個報道獲得全國好新聞獎。
中紀委，商業部組織了聯合調查組去調查這個事情，我就是他們調查組成員。我覺得我們立了一大功，把一個不正之風、腐敗給堵住了。但下去一看，一切照舊，什麼東西也沒有改變。就是有那麼一兩個人運氣不好，碰到我們的槍口上，被撤職了。新上任的人繼續那麼幹。
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個失敗，它對我刺激比較大。首先我知道中國另有一套規矩，得注意，要不然別想認識中國。另一方麵，覺得我們憑著道德熱情去蠻幹解決不了太大問題。我在群工部當副主任的時候，大量接觸群眾上訪，深切感到中國受委屈的人太多了，這個問題太大了，幾乎就不能有保障地提供公平和正義。
寫陳永貴治好我的心病
在去農民報之後，我始終解決不了理解中國的理論基礎問題，越來越覺得單單用馬列主義解釋中國不管用。整個改革開放都是對列寧-斯大林主義某些思想的偏離，但是卻大獲成功。大包幹的成功對我影響最大。原來我那麼堅定地學大寨，折騰得一塌糊塗，小有進展，基本上是僵持——因為我拚命幹，還能前進一兩步，但稍微一停步，就被擠回來了。到鄧小平執政的時候，農民卻像上了發條似的拚命幹活，中國糧食產量一下子就上去了，吃不飽變成糧食過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