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南方都市報》韓福東
時間：2008年10月6日
在去大寨參觀的路上，就紛紛傳說要恢複高考，我們一幫先進知青開始商量考還是不考。那時候考大學給我的感覺是，從農業學大寨的第一線臨陣脫逃。
大包幹的成功對我的影響，就是造成我的世界觀的崩潰。從寫陳永貴傳記開始，我被迫弄曆史，回過頭來重建世界觀，一直到現在，不斷地添磚加瓦。
上山下鄉，這是中國一代知識青年的宿命。吳思趕上了這個運動的尾巴。
有組織、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於1968年底，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我那時還是小孩子，不太懂。”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之類口號的熏陶，還是讓吳思對下農村充滿了憧憬。高中畢業後，他終於有機會去實踐自己的理想。
這時，已經有知識青年陸續以各種名義返回城市，其中不乏血淚斑斑的抗爭。但先進知青吳思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一意要向陳永貴的大賽學習。
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並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這時的吳思已經坐在中國人民大學中文係的課堂上，開始新的生活。離開農村時，發自內心的喜悅讓他困惑。
這種困惑一直持續了很多年。一個曾經的所謂“極左”的先進知青典型，在改革開放後撲麵而來的信息和知識洪流中，開始重建自己的觀念大廈。
吵著鬧著要去下鄉插隊
1978年上大學以前，我一直都是“極左”分子。從紅小兵排長、紅衛兵排長到團支部書記，一路班幹部當下來，總是用“極左”的思想去教育別人，結果最有效的是用“極左”思想教育了自己。1976年高中畢業後，作為城市知識青年，一般都要上山下鄉。根據當時的政策規定，有幾種情況可以不去插隊，比如獨生子女，或家裏兩個子女的年齡相差6歲以上。我跟另外一個同學都屬於受照顧的，可以留在城市。但我們滿腦袋都是毛澤東思想，吵著鬧著要去下鄉插隊。
我們打開中國地圖挑，哪裏艱苦就準備申請去哪兒。當時最熱門的是西藏和延安。挑來挑去，最後還是去了北京郊區。因為跟我一起的那個同學，他母親當時年齡已經很大了，她找到我跟我說，你要是去延安，他就一定去延安，我這麼大年紀怎麼辦？我們實在說服不了他，所以就勸勸你。隻要你不去延安，他也就不會去了。——因為關係到另外一個家庭，我覺得責任重大，不再堅持，就在學校安排的北京郊區挑了一個最窮的山村。
我上小學二年級時，“文革”開始。我媽在大學教書，有一天我帶著弟弟在外麵玩，老遠就聽見敲鑼打鼓的，非常熱鬧，湊過去看見一隊人在遊街。前邊有幾個人戴著高帽子，胸前掛著牌子，其中有一個人就是我媽。我跟弟弟嚇得撒腿就跑回家，透過窗簾的縫，看著遊街隊伍從我們家門前經過。對我來說，這一天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我們家被抄了三次。我在一邊看得還挺熱鬧。家裏被翻個底朝天，好多原來不知道的東西都翻出來了。小孩對抄家的感覺不那麼恐怖，覺得挺好玩：哎喲，怎麼還有這個東西呢。
此後我跟母親去了商業部在河北文安縣的五七幹校，在那裏呆了兩年。我爹在國防科技係統，他戴的帽子是“階級異己分子”，我媽大概是“反動學術權威”或“修正主義苗子”之類，他們的級別不高，縣團級，在北京的中央單位，好歹得是司局級才能當“走資派”。很快他們就不是被批鬥的重點了。
但是五七幹校都得去，兩派一掐起來，互相抄家、互相鬥其實也算不了什麼，當時大家普遍都受到了衝擊，我們對父母挨鬥和抄家的感覺也就不強烈。兩派打起來，互指對方是“保皇派”，我也就搞不清楚誰是真正的階級敵人了。那時候覺得我爸他們不錯，對方才是混蛋，才反動，就站在我爸這邊，談不上和家長劃清界限。本來小孩對這個就不懂，最初的興奮勁過去了，也就不感興趣了。
“文革”感覺挺幸福的，沒人管。他們大人白天上班，晚上全都得開會，所以小孩是自由的。上學就背毛主席語錄，學什麼東西也不考試，我們整天都在外麵幹抓蛐蛐、紮蛤蟆、打彈弓之類的事情。
小學生是紅小兵，完全沒有資格參與紅衛兵那些事兒，總得是個初中生才能參與哪一派。到我們上中學的時候，紅衛兵就有取代共青團之勢，已經成為相當正式的組織，大家都分批申請加入紅衛兵。一段時間過後，共青團恢複，紅衛兵就成為共青團的外圍組織，共青團成為核心組織，紅衛兵再入團。我們入紅衛兵的時候已經是1972年，紅衛兵開始體製化，官方化，已經不像先前那般具有衝擊力和造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