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得不承認這東西真管用，原來覺得這東西管用但它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調動的是人們的私心，自私自利之心，會把這個社會變得更加爾虞我詐，唯利是圖，所以盡管能多打糧食，也不能走那條路。實際是，農民多打糧食了，整個社會的氛圍卻變好、變寬鬆了，不是更暴戾了。
1987年以後，農村這塊基本上沒什麼事情了，製度基本穩定下來。我就覺得待著沒啥意思。但是仍然沒有解決我學大寨為什麼失敗的問題。學大寨的失敗，對它的理解，對中國農村的前途和曆史的看法，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塊病。大包幹的成功對我的影響，就是造成我的世界觀的崩潰。我一直想做的事，就是觀念體係或世界觀的重建。我把握世界的方式散了架，世界淩亂一團，我想以農村為基礎，把框架重新建立起來，讓我們可以準確地、有說服力地理解現實。世界觀重建，這是我十多年個人閱讀的一個模模糊糊的主題，也是我寫陳永貴傳記的動機。
我對陳永貴是真的感興趣。山西昔陽縣檔案館關於陳永貴的檔案非常多，我一直從上世紀50年代讀到80年代，把這30年跟陳永貴有關的檔案全看了，抄檔案每天都是從早上吃完飯一直抄到晚上下班，每天昏天黑地地抄，摘抄和複印的資料各有厚厚的兩大摞，抄資料的圓珠筆筆芯就用了一大把。
我寫陳永貴傳記，就是想弄明白，我為什麼失敗了，他為什麼成功？後來弄明白了，他的那套東西挪到我這裏，也得死。然後就覺得，此天也，非戰之罪。心裏就踏實了。不是我不好好幹，實在是他這條路隻有在個別的情況下，在各方麵力量都很強的時候，才能在局部走通，而那個條件太苛刻了，在中國不可能到處都具備。寫完陳永貴，治好了我心裏的一塊病。
從“潛規則”到“血酬定律”
等這事弄完了，我就去了《橋》雜誌。在《橋》雜誌與香港明報集團合作出版了三期，就停刊了。然後又與明報集團合作出了兩批書籍。接下來，明報集團的各種業務撤離大陸，所有的合作都終止，我們就失業了。1996年的時候，《東方》雜誌要複刊，我去那兒辦了一期試刊，不過沒有獲準通過，又死了。當時還有人來找我，讓我去弄一個經濟類的雜誌，當主編，當時的理想是，用五六年的時間辦出一個中國的《Fortune》來，辦《Fortune》是沒有太大風險的。
但是我已經從1993年起折騰了三四年，幹一件事砸一件事情，感覺我的手特臭，碰什麼什麼死。回過頭來看，那三四年就感覺是糊裏糊塗當編輯，做雜誌，為他人做嫁衣。要我再用五六年的時間為他人做嫁衣，偏離了我的主線。我原來以為我寫完陳永貴的傳記，就可以開始新生活了，農村的事兒不管了，曆史的事兒不管了，都了解了。然後就像沒頭蒼蠅似的亂撞，撞了幾年才發現，其實我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我的問題還是世界觀重建。我就覺得，辦這個經濟雜誌跟我想幹的事兒不是一回事，不是我最感興趣的東西，不是我內心最關注的。我不幹了，我回家讀書寫東西去。
我感覺到自己功底不足，開始讀明史，想慢慢搜集資料，寫一本專著。後來梁曉燕幫《上海文學》約稿，約到我頭上。那時候我做的明史筆記已經有上百萬字了，覺得對付幾篇文章就是小意思。後來，把在《上海文學》上發表的文章和我的部分筆記整理一下，就成了一本書《潛規則》。
寫完這本書我就覺得，“潛規則”這個詞一定會流行的，這個詞太重要了，在我心裏憋了那麼久才找著一個表達的出口，很多人一定也在找。當時我列了至少七八個詞，如灰色、內部、規矩、章程等，在這裏麵互相組合，最後覺得“潛規則”這個詞不錯。我經常用這類詞語組合的方法杜撰詞語，包括後麵的“血酬定律”也是這麼弄出來的。
“血酬定律”的市場反應沒有“潛規則”那麼好，可是在我看來，它的分量比潛規則更重。血酬定律說的是靠暴力獲得報酬的計算規律，說的是生產力、生產關係所不能包容的破壞力，屬於和生產力並列的那個層次，它雖然不如潛規則流行，但在我重建世界觀的努力中，它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基石。
從寫陳永貴傳記開始，我被迫弄曆史，回過頭來重建世界觀，一直到現在，不斷地添磚加瓦。原來的世界觀倒塌之後，我試圖在這個廢墟上建起一個更大、更漂亮、更結實也更適宜人居的觀念大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