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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趙武靈王進行“胡服騎射”改革整整一百年之後的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剛剛建國的漢王朝發生一件大事：“韓王信叛降匈奴，與寇漢邊至太原。七年，絳侯周勃擊韓王信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裏，還攻樓煩三城。十年秋九月，信與陳狶合兵寇代、雁門，勃複敗之於樓煩，定雁門十七縣。”（《寧武府誌·事考》）
這裏說到的匈奴，早在戰國時就已存在，主要在燕、秦、趙以北地區活動。秦漢之際，冒頓單於統一匈奴各部，勢力日益強盛，先後統治了大漠南北廣大地區，並經常南下攻擾。漢王朝建立後，冒頓單於乘其立國不久，又一次興兵南侵，戰火很快就漫延到平城（今大同市）、雁門、樓煩一帶。漢高祖便遣韓信駐守雁門、樓煩，阻止匈奴南犯。——此時，今寧武所屬地域一部分屬雁門郡樓煩縣，一部分屬太原郡汾陽縣。但匈奴並未因此撤兵本土，反而大舉進攻，包圍了韓信。韓信無力抵抗（抑或是不敢抵抗、不願抵抗），便“叛降匈奴”，並與匈奴合兵，擊樓煩，攻雁門，直逼太原，嚴重威脅到漢高祖劉邦剛剛打下的江山。在這種情況下，劉邦隻好於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率32萬大軍禦駕親征，以便奪回失去的領土，平定這場邊界風波。因爭奪的重點是平城，所以有史家稱之為“平城之役”。
對於這次戰役，《史記·高祖紀》中亦有記載，但韓王信叛降匈奴不是在高祖五年，而是在高祖七年：“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十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史記·韓王信盧綰傳》中的記載則更為詳細：“明年（高祖六年）春，上……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泊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複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於離石，後複破之。匈奴複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穀。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結果呢？漢軍卻被冒頓的四十萬精兵強將圍困在白登山上，長達七天七夜。後來，劉邦采納了陳平的離間計——讓冒頓之妻閼氏拉冒頓的後腿，冒頓“罷去”，劉邦才脫險生還。
從上麵的記載中不難看出，雖然雙方爭奪的重點是平城和太原，但真正的戰場是在平城與太原之間的樓煩、雁門一帶。記載中屢次出現的馬邑，今屬朔州市，與寧武相距不過三、五十裏，有雄關可據的寧武自然就成為雙方激烈廝殺的戰場，因而周勃才會“還攻樓煩三城”、“複敗之（韓信）於樓煩”。而且，同趙武靈王驅逐樓煩相比，平城之役顯然更像一場戰役。無論是冒頓單於還是漢高祖劉邦，也無論是韓信還是周勃，均非等閑之輩。整個戰役，從戰略的部署、計謀的運用，到作戰的規模、激烈的程度，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寧武這塊土地也又一次經受了戰爭的洗禮。
這場對漢王朝來說至關重要的戰役，不可避免地要在寧武和忻州留下曆史的印跡。劉邦與漢軍從平城突圍後，馬不停蹄地逃到如今忻府區與原平市的交界處才擺脫追兵，於是“六軍欣然”，一顆懸著的心才放下。因“欣”、“忻”相通，從此這裏便得名“忻口”，後來的“忻州”亦來源於此。
在寧武，則有一個與劉邦和韓信有關的小山村——蒯通關。相傳，當年劉邦和項羽爭奪天下，大將韓信手下有一名謀士叫蒯通。有一天，蒯通對韓信說：“我會相麵，給將軍相相麵吧。”待韓信摒去左右，蒯通將其打量一番之後說：“相君之麵，貴不過封侯；相君之背，乃貴不可言。”韓信問：“此語怎講？”蒯通說：“貴賤在於骨相，成敗在於決斷。當斷不斷，必受其亂。當今，劉邦、項羽二人的命運都掌握在將軍手裏。將軍依劉則劉勝，將軍歸項則項勝。將軍若打倒劉、項自立天下，豈不是貴為天子嗎？”韓信說：“容我考慮幾天再說。”
過了幾天，蒯通問韓信考慮得怎麼樣了。韓信說：“劉邦待我不錯，給了我高官厚祿，把我抬舉為人上之人，我不忍心背叛他。”蒯通說：“將軍聽說過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說法吧？將軍今日不聽我言，必有後患。願將軍三思，千萬不要坐失良機。”韓信說：“讓我再考慮幾天。”
又過了半月，蒯通再次催促韓信，韓信仍舊下不了決心。蒯通回到自己帳內，仰天長歎道：“韓信這小子氣量太小，不足以共謀大事。”隨後便裝瘋離開了韓信。
後來，韓信果真在權力鬥爭中被呂後殺死在長樂宮。臨死前說：“唉！真後悔當初沒聽蒯通的計策。”
劉邦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著人把蒯通絹拿歸案，並親自審問：“當初你是不是曾教唆韓信要把我打倒？”蒯通說：“是的！可惜那小子沒聽我的話。要是聽我有話，你還能當上天子審問我嗎？”劉邦氣得大叫：“烹死他！”蒯通連忙大喊：“烹得好冤枉啊！”劉邦問：“你還有啥冤枉？”蒯通說：“當時我是韓信的謀士，並非高祖的謀士。假如您把我用起來，我還能給韓信獻謀反的計策嗎？再說，當初秦失天下，群雄並起，想當皇帝坐天下的人多得數也數不清。不過貴賤都在命運，您當了皇帝是命中注定。試問，您當了皇帝後，能把當初想當皇帝的人都烹死嗎？”聽完蒯通的話，劉邦慢慢點了點頭說：“我不過是跟老先生開個開玩笑，哪舍得殺你。”說罷便命武士把蒯通放掉。
蒯通獲釋後便雲遊四方，最後在汾河源頭山青水秀的地方隱居了下來，直至去世。後來，鄉人懷念蒯通的大智大勇，就把他隱居的地方稱為“蒯通關”，一直延用至今。
這一故事究竟有多大成分與曆史的真實相符，我們無從稽考。但寧武民間何以會流傳這樣一個有鼻子有眼的故事？顯然不是空穴來風。“若問朝中事，山中問野人。”我們猜想，故事的生活依據或許就是前麵所述的“平城之役”。也可以說，故事本身是戰爭留給寧武這塊土地的精神遺產之一斑，它既是經受戰爭洗禮之後民間所進行的一種反思，同時也寓含了一種普通百姓的道德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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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年血雨腥風的廝殺，無論是匈奴還是漢王朝，似乎都已精疲力竭，都需休養生息。但戰爭的血雨腥風僅僅平息了五、六十年，漢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匈奴就又“入雁門至武泉，吏卒戰死者二千人。後（元）二年（公元前142年）三月，匈奴入雁門，太守馮敬死之。”之後，盡管有漢武帝的進軍漠北和人們嘖嘖稱道的“昭君和親”，匈奴勢力漸衰，可和平的局麵也隻維持了五、六十年。“世祖（即光武帝劉秀）建武九年（公元33年），驃騎將軍杜茂與雁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於繁峙，芳將賈賢率胡騎萬餘救之。茂等戰不利，引兵入樓煩城。”（《寧武府誌》）這裏所說的盧芳，本是今寧夏固原人，自稱是漢武帝曾孫劉文伯。王莽執政末期，其聯合羌、胡貴族起兵，後稱上將軍、西平王，被匈奴單於立為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底，在匈奴扶植下割據五原、朔方等五郡，都九原（今包頭市西南）。上麵所述戰事，就是在這之後發生的，樓煩又一次處在了抗擊外侵的前哨和刀光劍影的戰場。
其間，今寧武所屬地域的區劃也屢有變動。先是一部分為崞縣（今原平市）地，一部分為汾陽地；後來，又成為武州縣（治所在今山西左雲）屬地；東漢末年，武州縣廢，匈奴人入居，直到西晉末年才又重設樓煩縣。應該說，這時的匈奴人同二、三百年前的樓煩族一樣，是寧武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甚至是主角。可惜，包括《寧武府誌》的編撰者在內，曆代史家往往受“民族正統論”的影響，總是將漢族當作中國的主宰，而別的民族則是來與漢族爭搶政權的侵略者。史藉中不時可見的“寇”字，不論是作為名詞，還是作為動詞，都非常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結果，我們在各種史藉中便幾乎一點也看不到曾經是寧武曆史舞台上重要角色的匈奴人的正麵記載，隻有在民間的世俗生活中，我們才偶爾能看到一些匈奴人留下的蛛絲馬跡，這同樣不能說不是一個曆史的遺憾。其實，在我們許多晉北人的血液中，很可能還不可避免地保存、流淌著匈奴人的遺傳基因呢！
也是在這期間，匈奴亦開始分化。先是分為南、北兩部，南匈奴附漢，北匈奴則留居漠北，並為東漢和南匈奴所擊敗西遷。再往後，南匈奴又分為五部，並於西晉時先後建立趙、夏、北涼等國。而就在北匈奴西遷的同時，樓煩故地的邊境上卻又出現了另一個北方遊牧民族——鮮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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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興安嶺鄂倫春嘎仙洞向我們走來的鮮卑族，原本是依附於匈奴的一個遊牧部族。其中的拓跋部通過兼並整合，不斷地發展壯大，成了最為強大的一支，所以史稱鮮卑拓跋，也有的幹脆稱之為拓跋氏。北匈奴西遷之後，鮮卑拓跋“乘虛而入”，進而又建立了以平城（今大同市）為首都的北魏政權。於是，後漢“自桓靈獻之世，邊郡為鮮卑所鈔，無有寧歲。”“魏明帝青龍元年（公元233年），鮮卑軻比能誘保塞大人步根使叛並州，自將萬騎迎之於陘北，遣其子率兵與並州刺史畢軌將蘇尚董弼會戰樓煩，尚等敗死。”晉懷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代拓跋猗盧取陘北地。初，並州刺史劉琨與猗盧相結，托為外援，表為代公，猗盧乃從琨求。勾注陘北之地琨不能製，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峙、崞五縣之民於陘南更立城邑，以其地予之。（《寧武府誌》）
麵對這樣的曆史記述，我們心頭說不清是一種什麼感覺。可能是我們忻州人引以為榮的金元文學泰鬥元好問就是拓跋氏後裔的緣故，長久以來筆者對鮮卑拓跋總是懷有一種特殊的親切感。後來隨著閱曆的逐漸豐富，才知正是鮮卑拓跋，開鑿了光耀千古的雲崗石窟；也正是在鮮卑拓跋的傑出代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執政期間，在五台山建造了佛光寺、清涼寺、顯通寺等一大批寺廟，為五台山最終成為佛教聖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又使我們對鮮卑拓跋在親切之外又多了幾分感佩。再往後，又得知為最終入主中原，孝文帝還以常人少有的氣魄和膽略，走了一條與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看起來相反、精神實質相同的改革之路，那就是大力推行漢化政策，如下令鮮卑族一律改穿漢人服裝；禁止說胡語，改說漢語；鼓勵鮮卑人與漢人通婚，他自己首先帶頭娶漢族大姓女為後、妃，並給他的弟弟們也娶漢族大姓女為妻室，還把公主們嫁給漢族大姓；甚至連其姓氏也改“拓跋”為“元”，以及把丘奚氏改為奚氏，把步陸氏改為陸氏，等等，創造了燦爛的北魏氣象、鮮卑文明，於是在親切和感佩之外，讓我們對這個民族又添幾分崇敬。
與此相關，我們還想到，寧武與大同近在咫尺——較五台山還要便捷，且有獨特的山水，不會不會引起尊崇佛教的鮮卑拓跋的注意，也肯定會留下其蹤跡。仔細尋覓，果然，在寧化鄉壩門口村東百餘米一處石壁上，就有一處疑是北魏時期的五佛造像。造像坐西向東，五佛鑲於一龕之中。龕高83厘米，寬86厘米，深33厘米。中間大佛高47厘米，跏趺坐；左右各一侍立菩薩，高43厘米；頂部各有一小佛跏趺坐，高20厘米；須彌座下部還雕有雙獅守護圖。經專家鑒定，整個雕刻為北魏風格，很可能與雲崗石窟雕於同一時代。
無獨有偶，位於石家莊西北二公裏處洞兒窪石壁上的青龍山天花洞，人們也疑為北魏時開鑿。其洞址選在地形險峻難以攀登的半山崖處，坐北向南，藏風聚氣，負陰抱陽，溫暖而又清靜。洞前設有月台，長4米，寬1.5米，洞前有台階五級，高1.35米。洞口用方石砌成，寬1.2米，高2米，上方鑿書“青龍山天花洞”六個大字。洞總高3.6米，底部呈長方形，南北長3.1米，東西寬3.06米，高出地麵78厘米處有石料圍洞三壁。洞內設有佛像基座，石條寬1.4米，上置泥塑菩薩九尊，呈蓮花瓣形。洞頂分為五層，第一層為八角形，每邊長1.2米，厚22厘米，每角上端設有石雕仿木結構，半拱呈五鋪作，高42厘米，兩頭和昂嘴部雕有人麵獸，鬥拱旁雕有花鳥人物圖案八幅。第二層至第四層為圓形，其中第二層雕有石佛17尊，第三層雕有石佛18尊，佛高25厘米。佛後有梅花形和橢圓形背光。二、三層兩邊及第四層雕有花卉日月圖10幅。第五層為洞頂，呈圓凹形，深10厘米，直徑50厘米，壁上刻有八卦圖案。中部下垂一石柱，設有掛燈鐵環。洞內另存兩端上卷的長方形石案一條，長80厘米，寬40厘米，厚28厘米。洞內還存有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重修天花洞殘碑一通。整個石洞雕工精細，藝術價值頗高。隻是規模不大，難以與雲崗石窟相比，似乎不值得考古專家做什麼文章。但它卻是鮮卑拓跋當年在此傳播佛教的一個證明。而且，從此後唐、宋兩代寧武境內佛教空前興盛的情況看，其基礎正是奠定於北魏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