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領導者必須估計對手的實力，並且衡量自己的能力，才能下判斷決定該戰該和。但是，嚴格地說，準確的自我判斷是一項很難的事。因為高估自己，低估別人，把事情看得太樂觀，或看得太悲觀，這些都是人性中的弱點。正因為人性中存在著這麼大的一個陷阱，所以鬆下認為，當一個人因輕視對手而造成自己氣焰囂張時，就已經踏進敗亡的境地了。
站在領導地位的人實在應該好好考慮這—點，先謹慎地衡量自己的力量，如公司的業務、團體的能力、國力的強弱等等，要以客觀的眼光了解清楚，才不會判斷錯誤，無論做什麼事，也才會有成功的把握。
一日百省
曾參是孔子的得意門生，比孔子小46歲，在孔子的弟子中，排在最後，可是就學問而論，卻是孔子門生中最傑出的一位，經常受到孔子的讚美。
曾參有一句名言：“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意思是說，我每天拿三件事情來反省自己，替人家謀事，有沒有盡心盡力呢？和朋友交往有沒有謹守信諾呢？所傳授的課業，有沒有再三溫習呢？
曾參每天所反省的三件事，雖然都是日常生活上的瑣事，可是其精神並不在於反省什麼，而是在於持續不間斷地反省進修，這才是領導人物應該學習的重點。
領導者的生活對外在環境的影響非常大。他的生活態度正確與否常常會決定事情的成敗，甚至造成許多人的幸與不幸。所以領導者一定要嚴格地自我檢討，不可以用一時的衝動或個人的好惡當標準去做決策，如此，才不會走錯方向，而導致無法挽回的錯誤。
因此，鬆下認為領導者必須在心理上先確立自己的指導概念與方針，隨時隨地反省改進，看見計劃缺失的時候，立刻加以改正，同時也要計算自己在這項事務中是不是已經充分發揮了實力，完全控製進度？或是有沒有該做而沒做的情形？像這樣不間斷地自我反省，才可能避免錯誤的發生。
可是，有時自己反省還是不能發現錯誤，因為人們往往會因主觀的意識而蒙蔽了事實的真相，加上自尊心的作祟，雖經常發現自己的缺點，卻不肯承認，所以，最好能在適當的時機，多多請教別人：“我這種做法好不好？想法對不對？”並請別人坦率地加以指正。
如果能一麵自我反省，一麵接受別人的指教，相信可以使自己的錯誤減低到最小的程度。
忠誠不是討好他人
加藤清正是豐臣秀吉的部將，因為犯了過錯，被豐臣秀吉罰在家裏思過。那時，京都正好發生一次大地震，豐臣秀吉所住的伏見城也被震倒了，死傷慘重。加藤清正心想：“雖然主公還在生我的氣，但我又怎能不去解救主公呢？”於是，就帶領他的部下去保護秀吉。秀吉被他的誠懇所感動，不再生他的氣，也再度起用了他。
秀吉死後，天下諸侯都擁護德川家康，而秀吉的兒子奉召到二條城去見家康時，清正也緊隨其左右保護秀吉家人的安全。這種忠心耿耿的精神連家康也非常佩服。
清正在晚年時時曾談到：“凡是忠誠的人，都將是真正的勇者。”他之所以這樣說，一方麵因為他帶過許多部下，另一方麵他自己也是忠誠的堅守者，所以才能下這種結論。
總而言之，一個信守忠誠的人必能經常保持自己的作風，不會搖擺不定，所以內心不會有愧疚之感，也才能無憂無慮，正正當當地做自己的事。如果不忠誠，內心會有愧疚，表現的態度也不自然，從而使人覺得無法依賴。
無論從政或經商，道理都是相同的。經營者和顧客如果心懷忠誠，那麼，盡管在成交之前會各據立場，但是成交後，必然會皆大歡喜。如果雙方內心都不忠實，各懷鬼胎，成交以後顧客還是會懷疑自己是不是被騙了，那就失去做生意的目的了。
所以鬆下認為，待人處事必須以誠為首，時時刻刻讓對方感受到自己的誠意，自然能得到信任。如果隻是用盡心機，一味地取巧討好，短期內雖能博得別人的好感，長久以後，則不可能有好結局。
領導者想讓部屬心悅誠服的話，這點務必認識清楚。
新時代用新法
中國古代商朝的始祖商湯，以仁慈的心，布施仁政，連孔子都稱他是明君，並對他的道德倍加讚賞。商湯曾在他使用的盤子上麵刻著“苟日新、又日新”的字句。這句話真正的意義是告訴我們，應該抱著日新又新的心理去觀察每一件事情。如果能夠確切實行，自己的思想也會越變越新。商湯就是把這種觀念當做自己的座右銘，才會把這句話刻在他每天都使用的盤子上。
在3000多年前，一切變化都很緩慢的時代，就能有這種日新又新的觀念，真可說是一位偉大的領導者。
世界的進步雖然有快慢的差異，但是卻在時刻變化。因此，昨天可行的事，也許今天就不適用了。在這樣多變的情形中，如果你十年如一日地采用一種方式做事，肯定會失敗。所以鬆下認為，作為領導者應該敏銳地觀察世態的變化，時時產生新的領導觀念。更重要的是，要實行為了這種新觀念而產生的新方法；而想要有新方法，就必須自己先有日新又新的觀念，不拘泥於過去的思想和做法。這才是一位領導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