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裏教授研究出了一套對付拖延症的方法，名字叫“結構性拖延法”，這個研究成果曾經被授予“搞笑諾貝爾獎”。這個獎是專門頒發給那些正式發表了論文，但是特別無厘頭，甚至完全沒有價值的科研成果。這說明當時美國的學界主流認為這個研究成果特別搞笑。
確實很搞笑，因為他解決問題的整個思路跟一般的拖延症治療方法都不一樣。一般的治療方法都是，你想解決這個問題，你就得變成一個勤快的、不拖延的人。可是佩裏教授說，拖延症沒辦法治，人類本來就不是自己所構想的那種光榮、偉大、正確的物種。從古希臘開始，我們都認為人是理性的，但是我們活得越久，人類文明越往深處走，我們就越發現，人類有大量的非理性地帶。羅素曾經講過一句話：“據說人是理性動物，我一生都在尋找證據支持這種說法。”
那既然我拖延了，怎麼辦呢？那就想辦法把拖延變成一件有價值的事。佩裏教授說，你不是在這件事上拖延了嗎？那你就同時找好幾件你覺得有價值的事，都擱在這兒。比方說，你現在要寫一份年終總結報告，可你就是不願意開始寫，你就是想拖著。好，你一旦意識到你想拖這件事，那你今天就找幾件你曾經拖延下來的計劃任務，比如說把家裏的賬單清理一下，把自己電腦桌麵上的文件給整理一下，看一本你一直拖著沒看的書。為了拖那個事，你要把以前拖的這幾件有價值的事情給幹了。
他說自己就是這樣做的。他曾經欠出版社一部書稿，一直拖一直拖，一想到這件事就頭疼。那他是怎麼辦的呢？他就跑到宿舍去跟學生聊天。時間一長，他在出版社眼裏已經是全無信用了，但沒關係，學生突然喜歡他了，他突然成了斯坦福大學非常受學生歡迎的青年老師，因此還得了很多獎。這不就變成了很有價值的事嗎？這就叫結構性拖延法，就是把禍水東引。
你們說這事兒靠譜嗎？我覺得特別靠譜。拖延症本身並不是真正的危害，真正的危害是我們的心理機製——我們覺得自己有拖延症，所以不能承擔太多任務，今天隻做這一件事，我們得想辦法把拖延症克服掉。
殊不知，你既然有拖延症，就說明你克服不了，你把這件事擱在這兒，為了拖延那件事，你隻能找出大量無意義的事情去做，比如說聊個QQ、打個遊戲，然後東搞西搞。搞來搞去，最後實在不行，你會躺在沙發裏看電視。你始終都不會去做那件事，而且你這一天也將會過得毫無價值。
佩裏先生恰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讓我們去找一堆有價值的事情，讓它們之間互相拖延。即使你東路不通，你西路也通了，因為你畢竟做了一點兒有價值的事情，這就是結構性拖延法。
得學會跟自己玩心眼兒
這種方法的本質其實就是跟自己玩心理遊戲。人生也是這樣，你就得不斷地把自己當他人，跟自己玩心理遊戲。
我還記得大學時有個舍友，煙癮特別大，那個時候學生都窮，他經常沒錢買煙。所以，他有一個習慣，他每次買一包煙，會從20根裏麵拿出4根，藏在宿舍的很多地方，然後故意讓自己把這個藏煙的地方忘掉。
我就問他：“你幹嗎要這麼幹呢？”他說：“當我沒錢抽煙的時候，我心裏是有數的，這屋裏一定有，我一定能找得到煙。這個時候，那就是救命的煙。”這不就是跟自己玩心眼兒嗎？
沒辦法，人生就是這樣的一個旅途，就是這樣的一個征程，你不跟自己玩心眼兒，有的時候就真的會被自己搞敗。
下麵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麼跟自己玩心眼兒，怎麼與拖延症鬥爭的，大致有三招。
第一招，很多講拖延症的書上都說，你要把大任務分解成小任務去完成，我覺得這個不靠譜，我的心得是，把那些創造性的任務分解成機械性的勞動，就比較好完成了。很多人拖延，有的時候並不完全是因為懶，而是在那些創造性的事情上，他對自己有完美主義的要求，他要求自己做到自己根本達不到的水平，所以才會一直拖著、等著。
比方說我上高三的時候，一旦拿起政治、曆史、地理這些文科的書要背，我的注意力也就能集中個五分鍾，然後就去搞東搞西了。怎麼辦呢？我從高二夏天，也就是暑假起，就給自己下了一個任務，要把政治、曆史、地理這三套教科書抄五遍。就是抄，不需要我背，不需要我調動注意力，我隻需要做機械性的勞動就可以了。最後我真的抄了五遍，我從來沒有背過書，但是我的高考成績還可以。你看，這就是典型的把創造性勞動變成機械性勞動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