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缺少運用金融資本加快經濟發展的手段。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實行政企分開，國有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機構大都成為自負盈虧的金融企業，普遍實行條條管理。尤其是國有商行銀行實行大區管理的體製之後，市級分行的貸款權限普遍上收到省級支行，市級以下機構的授信權限進一步縮小，除個別市級分行有少量的授信權限外，縣級金融機構基本無貸款權。而且放貸的條件進一步提高，地方中小企業大多不能獲得銀行的資金支持。地方政府調動各金融機構支持經濟發展的空間十分狹窄。組建地方銀行需籌措5億元的準備金，準人門檻比較高，限製比較嚴，地方金融機構或者民間金融機構的組建受到種種限製。目前，除信用合作社由省級管理之外，武威沒有其他地方金融機構，導致地方政府缺乏運用金融資本推動經濟發展的必要手段。
（三）社會信用環境欠佳，影響了金融的發展。信用問題是多年來銀企矛盾的焦點，由於逃債風長期盛行，使銀行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銀企之間的矛盾已相當尖銳，這已成為製約地方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由於經濟轉型、體製轉軌過程中，社會信用環境建設滯後，加上在貸款核銷、不良信貸資產剝離等過程中，一些企業逃廢銀行債務等的刺激和強化，企業特別是國有集體企業借改製轉製之機，逃廢懸空銀行貸款的行為較為普遍。信用環境的惡化導致信貸資產質量惡化和金融機構信貸權限的喪失，嚴重挫傷了銀行支持企業改製、增加信貸投放的能力和積極性，造成大量銀行貸款流失、銀行對企業的信任度下降，導致金融部門不良貸款的總量未得到合理的控製、地方被列入金融高風險區、經濟發展得不到金融機構應有支持的境地。就拿武威來說，由於信息閉塞，思想保守，沒有抓住國有企業貸款核銷和不良資產剝離的機遇，武威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總量仍達27．7億元，占全部貸款額的38．9％，比例是很高的。較差的信用環境不僅威脅著金融資產的安全，更嚴重損害了銀企合作的信用基礎，破壞了銀企間正常的信用關係，企業失信於銀行，銀行產生懼貸心理。各金融機構普遍實行放貸業務終身責任製，信貸人員寧肯完不成放貸任務，也不願背上承擔不良貸款責任這個終身“包袱”，對放貸普遍不積極。這種狀況的結果是銀行放貸積極性不高，地方經濟加快發展受資金瓶頸的製約嚴重。
（四）缺乏吸引投資的大項目、好項目。由於自然的、政策的原因和經濟發展的滯後性，武威吸引資金的能力本身就很弱，加之沒有吸引投資的大項目、好項目，吸引資金的能力就更差。現在，各商業銀行的貸款流向偏好於稀缺礦產資源開發、高速公路、鐵路和國家支持的高新技術項目。由於礦產資源相對貧乏，科技水平比較低，人才匱乏，項目工作水平低，信息不靈等原因，導致武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規模大、產出高、效益好的項目比較少。目前，雖然有16個億元以上的項目正在建設、立項之中，但出於對項目發展前景、經濟效益和償債能力方麵的顧慮，銀行仍然不願意對這些項目進行大量的貸款投放。石羊河流域綜合治理、15萬噸乙醇燃料等大項目雖然符合國家的產業政策，但由於種種原因，立項進程緩慢。同時，政府、企業和銀行對好項目的判斷標準差異性很大，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比較看好的中小項目，仍然達不到金融部門貸款的標準，獲得金融支持難度很大，從而導致企業貸款難、銀行放貸難的“兩難”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