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走出去”戰略始於“十五”期間，在這一過程中，企業作為國家經濟全球化擴張的觸手正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並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從相對的視角而言，走向全球也正成為中國企業“藍水”戰略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體現。
然而，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市場經濟、技術革命和跨國運作的先發優勢，對中國的崛起實施遏製和圍困，這使得中國企業在“突破島鏈、駛向藍海”的征程中麵臨重重困難。
一、中國企業全球化遭遇非對稱競爭困局
1.中國企業總體處於全球價值鏈的“雙底端”——無形“島鏈”的封鎖
研究全球價值鏈，我們很容易發現：首先，從垂直價值鏈視角，中國企業普遍處於微笑曲線的底端；其次，從橫向水平價值鏈視角，國內一些領先的品牌廠商所構建的價值鏈網絡在全球範圍內也處於較低端的陣列。故中國企業普遍正在麵臨著“垂直”與“水平”全球價值鏈延伸的雙重擠壓。
就像中國軍事上所麵臨的嚴峻形勢一樣，中國企業也正處在西方發達國家構築起的價值“島鏈”的包圍之中。所以，對於中國企業的全球化戰略而言，占領大塊的全球市場其實隻是浮雲，占領全球價值鏈權力頂端和利潤頂端才是王道！
2.西方對中國崛起的全方位遏製
為維持自身優勢，西方正通過一係列的打壓、幹預和製造波折來全方位遏製中國的崛起，歸納下來至少包括如下手段：
●遏製中國的對外並購行為。例如中國的海外資源收購、企業並購、土地租賃等行為常常被以各種或明或暗的非市場原因所阻撓和製止。
●利用目標國的工會力量、法律特殊操作及當地稅務政策的調整，使得中資企業在海外並購行為中低成本收購高成本運營。
●發達國家之間自發地組成專利、知識產權聯盟，在交叉授權、互不訴訟的前提之下將矛頭專門指向中國企業，製約中國企業的發展、上市、並購等行為，並製約中資企業的新品開發、海外銷售、海外品牌建立等行為。
●利用安全、衛生、檢驗壁壘提高中資企業的運營成本，使得中國產品在海外市場失去性價比優勢。
●拉高社會責任、安全責任及原產地材料供應等壁壘，促使中資企業在海外設廠，采購當地化、市場化，消除中資企業間特有的內部交易優勢。
●通過宣傳中國產品的劣質、汙染等負麵形象，引發國際上對中國產品的恐慌，進而阻撓中國產品在海外的市場、品牌及美譽度的建立。
●在大宗商品領域，通過國際金融市場操縱、做市商等手段，迫使中國企業在大宗商品的產業鏈當中被邊緣化，受製於西方金融秩序和經濟秩序。
●通過宣揚中國威脅論、利用領土糾紛等手段，煽動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產生警惕、防備乃至對立情緒，牽製中國精力，消耗中國實力。
●通過民主革命，通過對反對派力量的支持和政治操作，在中國企業國際化取得豐碩成果的少數專製及不穩定國家，周期性地推動政變及政府更迭，從而客觀上產生周期性消除中國企業國際化成果的效果。
3.非對稱競爭環境下的總體謀略
《孫子兵法》曰：“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作戰力量非對稱體現在數量多寡與質量強弱兩方麵，並由此形成了“以眾擊寡”、“以強擊弱”的非對稱作戰指導思想。然而，中國企業在同西方跨國巨頭們的競爭中既非“眾”亦非“強”，而是處於非對稱競爭態勢下的弱勢境地。這是“敵我”雙方力量對比的基本態勢，並且在短期內恐怕難以從根本上得到扭轉。
那麼，如何以弱勝強、以寡敵眾則成為中國企業在思考非對稱競爭策略的總體立足點。借用軍事理論相關術語，我們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麵進行思考：時間因子、空間因子和戰法因子。
（1）時間因子
軍事上的非對稱作戰理論認為：作戰時間非對稱是決定性的非對稱因子，這一特殊地位由時間不可逆轉的一維性決定。若不能在時間上謀求非對稱優勢或處於劣勢，即便力量、空間、戰法等優勢再明顯，也難以將這些優勢轉化為勝勢。反之，若能利用好時間上的非對稱優勢，即使其他因子處於劣勢，也有可能實現“先發製人”、“因機製勝”。而在對時間因子的利用上，也呈現出兩種截然相反的趨勢，有的強調速戰速決，有的則依賴持久製勝。
由於中國在近代史上的全麵落後，使得在諸多硬實力領域與西方相比麵臨著長期以來的巨大時間劣勢。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但在時間函數因子（核心技術、品牌、管理水平、理論創新等）的劣勢扭轉上並未有太大改觀。
“市場換技術”的願望已基本落空，海外技術並購也困難重重，抄襲模仿正飽受詬病，誇大和虛假宣傳已成為品牌塑造的定時炸彈……事實證明，時間因子隻能靠踏踏實實的持續積累才可獲取，“打持久戰”應成為基本的心理準備。在時間優勢建設上，誰都靠不住，唯有靠自己！
當然還必須強調的是，雖然時間因子構建從戰略上必須長期堅持與務實，但從策略上其並非孤立存在——較大的空間因子優勢和戰法因子優勢也將為企業塑造時間優勢提供強大支持。
（2）空間因子
軍事上的非對稱作戰理論認為：作戰空間非對稱是重要的非對稱因子。它隨著人們對戰場空間認識水平的提高而不斷發展，主要包括占有維度數量不對稱與對同一維度利用能力不對稱。從受“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的啟發而謀求陸地空間非對稱優勢，到“全縱深立體攻擊”指導下謀求立體空間非對稱優勢，再到因“太空戰”理論影響而爭奪外層空間非對稱優勢；從陸、海、空、天的有形空間非對稱之爭到“電子戰”、“心理戰”的無形空間非對稱之爭，都證明了空間因子的內涵在不斷擴大，也進一步豐富了非對稱作戰的內涵。
空間因子與時間因子相比，一項顯著差異就是在維度和複雜性上具有更豐富的表現特征。應該說，經過30多年的超常規發展，中國在空間優勢獲取上已經取得了全麵的巨大進步，並極大縮小了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例如：經濟總量已全球領先並將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中國本土巨大的市場縱深和海外市場的持續擴張步伐；世界500強入榜的中國企業數量的持續增加正說明中國企業的“家底”越來越厚；國家戰略開始覺醒，國家綜合實力（軍事、文化、外交等）持續提升；金融海嘯之下，與歐美企業遭受重創相比，中國企業則較好地穩固了陣地；新興產業上，中國開始和西方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
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在一些重要的空間領域，中國企業依然還有很大的短板，例如高端市場的占有率、全球價值鏈分工上的低端地位、全球霸權性資產的獲取等。
（3）戰法因子
軍事上的非對稱作戰理論認為：作戰方法非對稱是最活躍的非對稱因子，它是非對稱作戰思想中最耀眼的明珠。通過高超的作戰指導及謀略運用，使己方有利條件得到最大利用，使敵方不利條件得到充分暴露，是戰法運用的終極目標。古往今來，不少軍事家通過利用戰法非對稱性而上演了無數令人歎為觀止的戰爭活劇。無論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非對稱作戰經驗，還是“斬首戰”、“結構癱瘓戰”、“節點破擊戰”等戰法在高技術局部戰爭中的勝利，都表明戰法因子是促成力量因子、時間因子、空間因子能量充分糅合和釋放的最佳載體。
在戰法因子層麵，中國企業的總體策略應該是：在持續鞏固和提升已獲取的空間優勢的同時將時間優勢塑造放到更為重要的戰略地位，盡可能借助空間優勢向“時間高地”進發，著力將空間優勢向時間優勢轉化。如下幾點需要著重強調：
●中國本土至少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都依然是中國企業深耕和汲取能量的根據地。當前很多中國企業的海外擴張並非出於主動的戰略式布局，而是出於對國內激烈市場競爭的逃避。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點：國內沒能解決的問題將導致企業在國外依然逃脫不了“他鄉遇債主”的窘境。
●雖然西方跨國公司們依然在全球範圍擁有總體上的領先優勢，但由於空間因子多維多層次的動態複雜特征，並不能保證西方跨國公司在每一個局部都占據優勢地位，故如何通過多方力量瞄準一點式的策略運用在局部形成我強敵弱、我眾敵寡的競爭態勢將成為中國企業戰法運用的重要手段。正所謂“為陣之法，在於分合”，分合得當，以弱可以勝強；反之，即使處於強軍的地位，也難免敗在弱敵手中。當年工農紅軍如何能從最初的幾萬人，並且在武器落後、糧餉奇缺等極端惡劣的環境下而最終打敗國民黨的幾百萬大軍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毛主席深諳“集中兵力、單點殲敵”的道理。
●雖然西方在總體上形成了對中國企業全球化的客觀圍堵態勢，但我們也應當看到，西方也並非鐵板一塊，跨國公司間的矛盾也依然尖銳。這無疑為中國企業建設統一戰線、對敵分化瓦解和運用合縱連橫策略提供了可能。
●我們還必須意識到：空間因子與時間因子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沒有時間優勢做支撐，空間上的擴張將是不可持續的；如果空間優勢沒能以形成時間優勢為指引，那麼空間上的擴張將是盲目和危險的。同樣，失去了空間優勢，則時間上即使長久也必然缺乏活力，難以抵禦外部風險的襲擾。這將啟發我們重新審視和理解“市場換技術”這類手段的具體運用策略。
不論戰法運用得多麼精妙，企業自身硬實力的提升終究是各種策略效果發揮的基礎。而在這一過程中，能否最大化地將自己融入聯盟戰略、產業戰略、區域戰略乃至國家戰略，將在相當大程度上成為企業能否在這場殘酷的突圍戰中最終生存下來的關鍵。
二、頂層設計與舉國突圍
1.大國崛起啟示錄
按照工業革命的先後順序我們可以列出四大標誌性強國：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研究這四個國家的發展曆程，我們可以發現，在這些國家進入世界一流國家俱樂部以前，國家的發展程度與貿易保護、國有化、壟斷化、高積累、戰略性核心產業先行等措施的力度均成正比。這充分說明了工業化的意義所在。
雖然各個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曆程多少有不同，但從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和西班牙的教訓來看，現存發達國家的經濟曆程卻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崛起階段要通過貿易保護來保護自己弱小的工業，從而使民族產業擁有積累技術的時間，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都是發展經濟的手段，而不是固定的信條，對任何經濟規律的無條件信奉都會帶來災難。
我們可以從研究戰略性核心產業來揭示出西方發達國家重工業體係的本質就是對其他國家進行弱肉強食。
（1）核心產業為何如此重要
鋼鐵、機械、化學、電子等基幹產業雖然是一流工業化國家經濟的根，真正的經濟，是這個國家技術力的精華。但從經濟效益上來說，卻是沒有比較效益的。建立核心產業需要大量的投資和長期的人才培訓。即使建成後，也是沒有經濟效益的，需要巨額軍費和政府采購去維持和提高技術水準。
私人資本會在核心產業巨大的投資和很少的收益麵前卻步了，如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地主的資金會向資本轉化。之後，由於日本核心產業工業化，需要大量投資，地主的資金也就停止向資本轉化，轉向有價證券投資。而在此期間，由於戰爭需要，經濟的基盤向重化學工業移動，政府與三菱住友三井等財團其實不分彼此，核心產業工業急速成長。同時，“不要不急”的中小企業，如紡織、自行車等，被強製轉廢業，成為三菱住友三井等軍需企業的部品下請、協力工廠。這種組織形式也就是戰後高度成長期的組織形式。
英美的情況有所不同。英美的核心產業工業伴隨著堅船利炮，鐵甲戰車，人頭滾滾，血流成河，茁壯成長。但是，英美核心產業工業卻不是市場經濟的，而是由政府的巨額軍費和政府采購支持的。在它們背後站立著大量的國立研究所和大學。
完全依靠私人資本和自由市場經濟建立起的核心產業工業，在世界經濟史中竟然找不到一例。英美是私人資本加計劃經濟，日本是半私人資本加計劃經濟，蘇聯和中國則是國家資本加計劃經濟。實際反映了它們誕生的曆史時代，即能夠自由發動掠奪戰爭。
但自由市場經濟會損害核心產業工業，蘇聯不用說，中國也受到了極大損害。科研體製轉向了個體戶體製，積極性雖提高了，卻使二十餘年中竟然沒有能拿得出手的成果。
沒有核心產業工業的經濟是依附型經濟。經濟的好壞其實與自己的經濟政策沒有多少關係。純粹取決於寄主的需要和可能。“亞洲四小龍”就是典型，它們的經濟政策其實與其他第三世界窮國也沒有太多差別，唯一的差別就隻是它們“不小心”發達了。
（2）發達國家不可能輕易向中國轉讓核心技術
從自然科學規律的角度而言，必須嚴肅批駁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及其指導中國改革實踐的“比較優勢理論”，其對中國現代工業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必須認識到：一個國家技術力是本族安身立命之本，日本產經聯曆史上誓死保衛技術力的信念值得國人借鑒。
“比較優勢”這類理論的誤導性極強：第一，它回避了全球化背景下仍有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問題。中國作為一個不可能依附於發達國家的崛起中大國，其關鍵技術和基礎科技都必須相對獨立，發達國家也不可能向我們轉讓核心技術。第二，它回避了產業國際化中間的企業和產業主導權問題，中國不能永遠居於國際產業鏈條的末端，而把高端讓給發達國家。第三，它以消費者的福利代替生產者和發明者的利益，誤導中國人隻做消費者而不做生產者，更不做發明者。
中國的民族企業是弱小的，需要國家支持它們參與國際競爭，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和基礎科研，並參與國際行業標準的製定。如果不能做到這些，中國產業，包括金融和傳媒業，被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整合的日子就不會很遠，中國將很難擁有自己獨立的產業和核心技術。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或許可維持高增長，但GNP（國民生產總值）將越來越少。也就是說，生產加工雖然在我們這裏，利潤卻在外國資本企業手裏。表麵上看這是我們出讓市場的結果，實際上是我們喪失產業主導權的結果。為眼前利潤而不去爭取產業主導權，到頭來將不僅可能喪失經濟主權，也得不到利潤。
（3）必須獨立發展中國戰略性產業
中國在發展戰略性產業的過程中必須超越傳統的“公與私”、“軍與民”、“民族與外資”、“市場與國家”之爭。西方定義的全球化理論，把新經濟和全球化的主體片麵歸結到企業中（特別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邏輯上消解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這是片麵的。新經濟和全球化的參與主體，不僅是企業與個人，更重要的是國家和民族。21世紀國際競爭的主體，是大國戰略產業的競爭。戰略產業以其巨大的規模、投入、空間與利益，成為綜合國力和國家戰略能力的主要體現。它以國防產業為核心，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電子、常規武器、戰略物資儲備等行業。
戰略性產業建立在科學技術突破性進展的基礎上，風險和收益都高。發展戰略產業可推動國家技術創新能力，是國家的核心利益，需要巨額的社會先行資本。戰略產業主要提供公共或準公共產品，政府是主要買主。它的研發門檻極高，能否發展取決於國家規模和政府能力，在其成長初期則需要國家基礎研究計劃和國防采購。
比如，航空工業是戰略性核心產業，現代航空製造業集材料、機械、發動機、空氣動力、電子、武器等前沿技術之大成，包括超精密加工及特種工藝。要發展航空工業，就要動員全國的工業技術精英，並強製性提升本國工業製造水平。隻依靠國家財力的支持是不夠的，還需要全體人民的強國意誌，包括公務員帶頭坐國產飛機，並經過數十年艱苦努力才能實現。
（4）產業升級——從邊緣到核心
發展戰略產業可創造長期動態比較利益，拉動無數產業鏈條。中國的戰略產業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國家應以堅決意誌和法律，長期進行扶植，這絕不是什麼閉關鎖國。學習考察、翻譯資料、全球加工訂貨，都是對外開放。弱者要想戰勝強者，就要敢於和善於打破強者遵循的規矩。中國人不是沒有與發達國家討價還價的資本，未來的國內市場、國防和技術實力的增強等，都是我們的優勢。
還需指出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全球已經接近飽和，以中國每年40%的儲蓄率和數萬億元人民幣的投資，若繼續向勞動密集型產業投入，會使全球產品過剩。即使從賺錢的角度考慮，研發衛星和飛機，也未必就不如製造服裝和玩具飛機。衛星已經使用於地質勘探、氣象預報、地圖測繪、軍事情報、網絡電信等各個方麵，利潤可觀。服裝業隻能拉動一般勞動力就業；而飛機業所拉動的一係列工業和科技部門包括高精度鋁合金、數控機床、計算機、武器裝備等。即使研發飛機可能失敗，在試製過程中也會全麵拉動工業和科技的發展，與簡單的來料加工裝配不可同日而語。這也是俄羅斯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仍舊堅持飛機與火箭研製與生產的道理。
所以，從邊緣產業向核心產業的升級將是中國發展戰略產業的關鍵一步。
2.從“摸著石頭過河”到頂層設計——國家戰略意識的真正覺醒
回顧曆史，沒有任何一個世界級強國是在自由發展過程中“一不小心”就崛起的，也沒有任何一家企業是通過走一步看一步“碰巧”衝入世界500強的。所有的現實不斷向我們昭示一個永恒的發展真理：“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此古名言翻譯成今天的白話就是：頂層設計。
（1）何為“頂層設計”
“頂層設計”本為工程學術語，其在工程學中的本義是統籌考慮項目各層次和各要素，追根溯源，統攬全局，在最高層次上尋求問題的解決之道。
“頂層設計”成為一個經濟學概念首見於“十二五”規劃，並進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內容。在2011年的中國兩會上，溫家寶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和提交審查的“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均強調：“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麵推進各領域改革”，並強調“要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
事實上，“頂層設計”從內涵上與本書中“構建型戰略”和“整體係統性思考”的理念不謀而合——這是解決越來越複雜的係統問題的唯一思考路徑和方法。
中國時下對改革“頂層設計”的強調，不禁讓人想到30年前，鄧小平同誌提出“摸著石頭過河”改革理念以來，中國走過的曆史性進程。我們認為，這一新名詞進入國家新五年規劃標誌著中國國家戰略的真正覺醒。
（2）中國式頂層設計——顯戰略與隱戰略
胡錦濤在2010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對“頂層設計”這一概念在中國改革過程中的使用有一個全麵的表述，概括起來有三層含義：一是指導方針，明確指出著力提高發展的全麵性、協調性、可持續性，在實踐中不斷開拓科學發展之路。二是基本內容，主要強調要堅持統籌兼顧、突出重點，從黨和國家全局出發，提高辯證思維水平、增強駕馭全局能力，把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各環節協調好，同時要抓住和解決牽動全局的主要工作、事關長遠的重大問題、關係民生的緊迫任務。三是實現路徑，重點解決體製性障礙和深層次矛盾，全麵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體製創新。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所謂改革的頂層設計實際就是對未來中國改革的整體謀劃，也是從人民的最高利益出發，站在國家的層麵，對製約我國未來改革發展的全局性、關鍵性問題進行頂層判斷，提出解決的整體思路和框架，以此作為規範各類具體改革的標杆，作為製定具體改革政策的依據，從而最大限度地化解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風險，確保改革的順利推進。
到此，我們認為上述是對“頂層設計”式的國家戰略的顯性表述。
然而，對於廣大的中國企業而言，還應該看到“頂層設計”這個概念提出背後的隱邏輯，即意味著國家意誌的覺醒以及國家主導突圍集結號的吹響——在國家大戰略一盤棋的頂層架構之下，各級經濟主體積極站位、主動對接，步調一致地共同衝出全球非對稱競爭格局下的發展困局。此乃國家隱戰略的核心：舉國突圍！
延伸資料閱讀：“頂層設計”引導下的西方產業轉型
（節選自《世界軍工產業轉型的思考》，林左鳴）
1.新軍事變革：西方軍工產業轉型的風向標
為適應戰略形勢變化，加快軍工產業調整。冷戰結束後，美國對軍工產業作出了兩次重大調整。第一次是冷戰結束後到克林頓政府執政時期，美國製定了以軍工產業調整為主要內容的《國防轉軌戰略》，提出一個戰略目標，即建立既滿足軍事需求，又滿足商業需求的一個軍民融合的“國家技術與工業基礎”，核心是將經濟承受能力作為軍工產業調整的因素，力求優先考慮國防預算。第二次主要是指小布什政府執政以來的一段時期內，美國製定了《國防工業基礎轉型路線圖》，提出了構建“基於能力的國防工業基礎”的戰略思想。其核心是改變按照產品屬性劃分軍工產業（例如造船、航空製造業等）的傳統做法，將工業基礎按照作戰需求重新劃分為5個領域，2004年進一步調整為作戰空間感知、指揮與控製、兵力運用、兵力和本土保護、聚焦後勤、網絡中心戰6個領域。美國是整個西方軍工產業的領頭羊，西歐等國自然隨之起舞。
1990年8月2日，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突然占領科威特這個石油大國，此舉激怒了整個西方陣營。5個多月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軍發動了代號為“沙漠風暴”的海灣戰爭。強大的軍事打擊使伊拉克屈服了，但要立即推翻薩達姆政權，卻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沒打幾天，戰斧式巡航導彈就告罄。對於一支遠征軍來講，除了人，所能投入戰鬥的隻有武器；而對於以逸待勞的抵抗方，所能投入戰鬥的則是一個包含所有因素的體係。隻有用一個體係對抗另一個體係，才有打得好和打得起。
海灣戰爭之後，西方適應新軍事變革的軍工產業轉型就更被提到了議事日程。特別是第二次戰略轉型後，他們開始認為，武器裝備供應商應轉型為一種軍事服務體係供應商。軍工企業應該更好地為未來戰爭做出重要貢獻，而這種貢獻的關鍵在於更好地提供一個武器網絡（裝備能力）中心體係方案的軍事服務。美國國防部明確指出，應當停止將軍工產業視為艦船的製造者、飛機的製造者和航天飛機的製造者，而應當開始將其視為所需作戰效果（能力）的提供者。這直接導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軍事戰略思想出現重大變革，即所謂的新軍事變革，並推出了兩個標誌性的新理念：
其一，由單項戰略型武器構成的“老三位一體”（核潛艇、洲際彈道導彈、戰略轟炸機）軍事戰略，應讓位給由戰略打擊力量，快速機動反應部隊和軍事工業基礎所構成的“新三位一體”軍事戰略，把軍工直接納入軍事力量的範疇，從而使軍工產業的專業界限變得更加模糊，軍工產業基礎變得更加廣泛。
其二，實現網絡中心環境下的全軍聯合和軍工聯合。各軍種以未來在一體化作戰空間展開有效軍事行動為宗旨，發展能夠與其他軍種無縫聯合與合成的軍事能力，這在客觀上也提出了模糊軍種界限來發展裝備技術的需要。換言之，當戰爭由各種兵器之間的對抗，轉化為網絡化分布式的體係對體係的對抗、能力對能力的對抗時，軍工企業必然要從專業化與專業化的競爭轉型為全價值鏈對全價值鏈（研發能力與研發能力、製造體係與製造體係、產品係統與產品係統、產業鏈與產業鏈）的競爭。在工業界聯合方麵，如2004年9月，美國成立了由28家專業化大公司組成的國際工業財團——網絡中心戰工業聯盟，專門負責召集工業界成員，加強相關領域方麵的協調。這樣一個“網絡中心戰”的新軍事變革，使軍工產業走向“全產業鏈與全價值鏈集成經營”的企業轉型。
1993年，時任美國國防部次長威廉·J·佩裏在一次國防工業主管參加的晚宴上發表演說，公開鼓勵合並。隨後美國國防部立即用軍備訂單作為杠杆，掀起了軍工企業合並的浪潮。佩裏要求軍工產業所做的正是“專業化整合、資本化運作、產業化發展”。
“最後的晚餐”之後，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約50個主要軍工供應商，到2002年已經成為5個高度集中的跨軍種、跨平台的主承包商，它們是波音、洛克希德·馬丁、諾斯羅普·格魯門、雷神和通用動力。西歐軍工企業也都進行了大規模兼並重組活動，大多在國內形成了寡頭、獨家集團壟斷的局麵，並組建了歐洲超級大集團。
西方軍工大洗牌之後重新搭建起了一個更為牢固的產業金字塔。這個金字塔以原材料製造供應商為基礎，依次為元器件製造供應商、分係統製造供應商和最頂層的武器體係和服務集成商。軍工產業體係不斷擴大，邊界越來越模糊（重疊），軍工產業基礎被看作是基於實現作戰效能（能力）的各個部分組成。在整個軍事網絡中，軍工產業被視為由“五個基於作戰效能的領域”：即戰鬥支援領域、力量投送領域、精確交戰領域、本土和基地保護領域，作戰空間一體化領域，而不再是由諸如飛機、導彈、車輛艦艇等作戰平台和武器係統所組成。這對軍工產業的影響無疑是革命性的。一是導致軍工產業的基礎更為廣泛，更多的企業參與軍工產業，軍工企業將由提供產品平台轉向提供能力體係和服務。二是導致政府管理軍工產業的方法和策略的改變。企業競爭戰略將不再是提供武器平台的競爭，而是在提供能力（價值）方麵的競爭。一些重要的軍工產品集成商轉化為體係服務集成商。利用自動化生產線組裝產品不再是它們的核心競爭力了，而以體係和係統集成能力為核心，以基於信息化基礎和電子商務平台下的“商業網絡線”上組裝價值成了重要軍工集成商的新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