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蘇德穿著平時習慣穿的旅行夾克，戴著一頂帕庫爾帽子，受寵若驚的酒店員工稱他為“司令官”。豐富的法國食品並不合他的胃口，他請大使館幫他從當地阿富汗餐館借一名廚師過來。他被安排在一個漂亮的套間內，裏麵有18世紀家具和一台電視。很快有話在阿富汗代表團裏傳開，說不要打開電視，因為他們有可能不小心碰到“危險”頻道，也就是色情頻道。按照對伊斯蘭教的某種解釋，哪怕想一想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都可判為一種罪行，有人看見一位長胡子的指揮官雙手緊抓住扶手椅，閉著眼睛在默念，因為旁邊有一位法國婦女走過。
其他指揮官在鬥爭和默念的時候，馬蘇德卻在工作。他一天工作18個小時，每周工作5天，跟記者見麵，跟部長級官員會麵，跟國際醫療組織的創始人，也是聯合國駐科索沃使團的前負責人貝爾納德·古什內見麵，還跟整個歐洲議會的議員們見麵。他的信息很簡單：迫使巴基斯坦不再支持塔利班政權，戰爭就會在年內結束。另外，他請求為難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並為北方聯盟提供軍事援助，但是，這是次要的目標。最主要的是，他警告說（或者不如說是一種戰略），如果塔利班的支持者沒有遭到國際社會的放逐，阿富汗會繼續成為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分子的藏身之所。他說，西方社會最終會因此而付出可怕代價。
“如果我能夠對布什總統說一句話，”馬蘇德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那這句話就是：如果他不關心今天在阿富汗發生的事情，那麼，這個麻煩不僅僅會傷害阿富汗人民，而且還會波及美國人民。”
塔利班內部有很多告密者，馬蘇德定期收到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采取行動的消息，還有關於基地組織的消息。外國誌願人員主要是一些阿拉伯人，其中許多人是基地組織的成員，他們是塔利班一側最勇敢的戰士，塔利班陣地被搶奪的時候，往往就是這些人堅守陣線。盡管美國的外交政策一向頑固地緊靠巴基斯坦，但是，美國的一些反恐特工卻已經準備走另外一條路了。去年夏天，我跟美國一位高級情報官員見麵，他直截了當地對我說：“反恐活動意味著抓獲本·拉登，而要抓到本·拉登，最好的辦法是幫助馬蘇德。”
他並沒有談到細節，但是，很明顯，馬蘇德在向美國提供情報，用以交換某種形式的援助。這是解決恐怖主義問題特別實用的一種辦法，很明顯，這也會改變那個地區的力量平衡。幾十年來，在針對阿富汗的政策上，美國一直基本上是跟在巴基斯坦後麵行事。在蘇聯占領時期，美國人依靠巴基斯坦將30億美元的武器和援助品轉交到穆斯林遊擊隊手中。這些東西都是通過國際情報局完成轉遞的。
1989年蘇聯撤軍，留下來的權力真空被塔利班所填充，塔利班是一個原教旨主義狂熱分子團體，其成員是國際情報局在阿富汗邊境上的難民營中招募來的。到1996年，他們已經建立起一個所謂的政府，這個政府出口全世界2／3的海洛因，以嚴厲的伊斯蘭律法殘酷對待其公民，並主持建立起一個恐怖主義網絡，專門用來摧毀西方。中央情報局對此有一個說法，叫“回爆”。9·11就是回爆的極端例子。當一項短視的政策回過頭來不斷纏繞美國，使出現的問題比原來要解決的問題更危險的時候，就會發生這種回爆現象。
嚴格地說，回爆本來是指軍事上的一種麻煩，它並沒有過度地讓美國國務院感到特別麻煩。由於對伊朗和與蘇聯有結盟關係的印度有一種偏執型的擔憂，美國人就一直大力支持巴基斯坦，加上因為有可能從阿富汗牽出一條到達土庫曼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氣管線，結果引發多個西方石油公司直接與塔利班政權談判。美國反恐機構在奮力減少奧薩瑪·本·拉登造成的威脅，但是，石油利益集團和巴基斯坦的情報機構卻拖住了美國政策的後腿。
然而，美國政府中的多重因素開始意識到，這個戰略有錯誤，而且極其危險。2000年的某個時候，他們開始考慮另一個解決辦法了：阿哈默德·沙哈·馬蘇德。
從任何角度看，11月10日奪取馬薩裏沙裏夫的戰鬥都是一次血浴。美國人的炸彈在前線陣地炸出深坑，阿拉伯誌願作戰人員發現，有必要依靠斬首來威脅其阿富汗兄弟，以防其叛變。在指揮官阿塔指揮下的塔吉克族人從南麵進攻，多斯塔姆將軍領導下的烏茲別克人從北麵和東麵發動進攻。阿富汗人都知道，烏茲別克人拿自己的性命不當回事，對待敵人也是殘忍到可怕的程度。有些人肩扛火箭榴彈槍從馬上攻擊。馬薩裏有300塔利班人死亡，並非所有塔利班士兵都死於戰鬥。
馬薩裏陷落後，塔利班前線差不多在1個小時內就從北麵拉鏈一樣拉開到南麵，包括謝巴甘、薩曼甘、科爾姆、巴格拉姆、普勒庫姆裏和巴米安。每次一個城鎮陷落，跟我們在一起的士兵當中就會有一個拿著報話機跑過來宣布。我們現在是在一個泥濘的堡壘裏，院子裏麵長滿了亂草，角落裏還堆著一大堆沒有用過的蘇式炮彈。這是巴格拉姆鎮長的指揮所，牆壁上都修築著炮眼，除開雜草中一個角落裏的一處泥巴牆廁所外，這裏沒有電，沒有供暖，沒有自來水。我們所有人都可以在其中一個房間裏找個地方睡覺，費用是每天50美元，如果再交10美元，我們每天晚上可以得到羊肉和米飯。站在屋頂上，可以看到美國炸彈落在僅僅幾英裏外的前線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