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0月15日，在《文藝》第1卷第1期上，胡風發表了《關於現實與現象的問題及其他——雜談式地答蘇汶巴金兩先生》。在這篇文章中胡風再次對“現實”的含義進行了界定：“我所提出的‘現實’，絕對不是一個形而上學的範疇，也絕對不是一個可以用形式邏輯從現象分得開的不同的東西，而是指的從現象世界裏的全體性，關聯，統一去把握得到的本質的法則的世界而說的。”他反對那種“僅僅從流俗的經驗主義出發所看到的斷片的現象，從全體切斷了的現象”的經驗主義和“隻看到客觀的必然對於人的限製，把人底實踐對於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卻完全忽略了”的機械的唯物主義態度，關於現實與現象的關係，胡風說：現實，即所謂本質的法則世界，是隻表現在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萬花繚亂的現象或事實裏的。反轉來說，萬花繚亂的現象，在全體性上，在矛盾與統一的關聯上，表現出在曆史合法則性的發展過程中有呼吸有脈搏的動的現實。如果僅僅抓著在孤立狀態所觀察到的現象，那就不能發現自然與社會之發展之合法則性的關聯……另一方麵，如果是僅僅把握著所謂現實即客觀存在底本質，而輕視了（離開了更不必說）現象，那所謂本質就會成為不能反映出刻刻變動的客觀運動之抽象的公式。嚴格地說，不由現象豐富地表現出一定的階級和一定的這些特征的所謂本質，實際上已經不是本質了：
從以上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知道胡風的現實與蘇汶的現實是不同的，蘇汶強調的是要將社會上的形形色色的現象都拿來考察，然後從這些現象中看出他們的必然性，揭示出社會發展的內在矛盾。他的現象是沒有必然、偶然之分的，一切現象都是必然的，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這就是蘇汶理解現實的出發點。而胡風將社會上的種種現象進行主觀上的分類，將他們分為“積極的或進步的方麵”與“消極的或反動的方麵”，並認為作家應該從社會“積極的或進步的方麵”看出曆史發展的未來方向，同時他認為作家要注意“從現象世界裏的全體性，關聯，統一去把握得到的本質的法則的世界”。
以此同時，左翼文壇的另一員大將周揚也撰文對蘇汶的文章進行了駁斥。1933年5月《現代》第3卷第1期發表了周起應（周揚）的《文學的真實性》，對於文學創作中的現實與現象的關係問題以及作家應該怎樣去認識現實，描寫現實，周揚的觀點是：“我們研究，觀察，社會現象，固然應當把全般的現象放在眼線之內；但，第一，我們不能把現象單單當作現象看，而必須看出隱在這現象裏麵的本質；第二，我們不能毫無分別地把全般現象來描寫，來分析……”，“在現實的多樣性，複雜性中，如果隻看見浮在認識的表麵的現象，看不見隱在這現象裏麵的本質，就決不能獲得對於現實的正確的認識。相反地，如果忽視現象，隻單單去找‘純粹的本質’，則這時候，本質就會轉變成死的，硬化了的抽象的公式。因為‘現象的世界和本質的法則世界，並不是一個什麼煩瑣學派的範疇，而是同一內容的兩麵，同一客觀存在的兩麵’所以，我們是隻有通過現象的世界，才能透徹到本質的世界中去；也就是穀非所說是‘透過現象，認識現實’”。
另外，“但作家，為曆史的，階級的條件所限製，決不能夠‘把全般社會現象來描寫，來分析。’他隻描寫了他所願意，所能夠描寫的現象。而且作家之所以成其偉大，也並不在於他‘把全般社會現象來描寫’，而是在於他描寫了含有積極的進步的moment的題材。如果是一個無產階級作家的話，則他就非選擇和無產階級及其革命的必要有關的題材不可。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學的主題的積極性”。
在這篇文章中，周揚闡釋了他對現實與現象關係的理解，他認為現實是有本質與現象之分的，而我們看到的形形色色的現象是浮在事物表麵的東西，而我們要認識到，作家要描寫的是隱藏在現象底裏的本質。同時，他認為事物的現象與本質又是不可分的“同一內容的兩麵，同一客觀存在的兩麵”，作家隻有“通過現象的世界，才能透徹到本質的世界中去”。蘇汶又跟周揚一樣，強調作家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選擇“含有積極的進步的moment的題材”。
其次，對於文學怎樣描寫現實也發生了分歧。
蘇汶認為憑作家的良心就可以達到文學的真實，作家要忠實於自己的內心。
至於作家怎樣才能和現實接近，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把握到現實的問題，胡風做了這樣的論述：“一切認識過程都有實踐的要求做它的源泉，一切認識在客觀上都有實踐的意義。更明白的說，人的認識是通過他底世界觀的，而人的世界觀，要受廣義的階級立場底限製。所以，一個作家能不能夠完全地深刻地把握到客觀的現實或‘唯一的真實’，作為他底世界觀之土台的階級立場是一個最重要的也就是決定的條件。”胡風在這裏強調了人認識世界的階級立場的重要性。同時，胡風突出作為認識的主體的人在實踐中是有能動的作用的：“人底力量是曆史發展的一要素，客觀的必然是通過人底努力而實現的。現實包含著客觀的必然，對於這必然有了正確的把握，對於未來就有正確的透視。這種透視是建立在‘現實，基礎上的’可能‘把這’可能性‘轉變為’現實，就依靠人的努力。”“作家的世界觀雖然要受他底階級主觀底限製，但在一個客觀現實的矛盾表現得比較急激的環境裏麵，如果他真的有藝術家的敏銳的感覺，如果他是誠實地想從現實出發，追索客觀現象間的聯係，那麼表現在客觀現象裏的真理，就有可能在他的頭腦中得到某一程度的反映（關於認識問題的伊裏支的摹寫說）使他的世界觀發生分裂或變化的作用。倒轉來說，在相當的條件之下，沒落階級的作家在認識過程上是能夠脫離階級性的限製而向真理接近的”，“作家底世界觀之動搖或轉變，是可以從他底智識方麵發動的。由於理智對於整個世界觀的加工或分裂，他就更容易接近現實，愈接近現實，他底世界觀就愈崩潰，新世界觀形成的可能性就越大”。胡風強調在認識過程中人的能動作用，人的主觀的能動性是受製於人的世界觀的，而世界觀的形成可以通過人在具體實踐中發生轉變，這就為同路人的存在和階級轉化、階級分化提供了理論支撐，他不僅看到了世界觀對作家認識世界的影響，同樣注意到了作家的生活實踐可以改變世界觀，也就是作家在實踐中，即使沒有正確的世界觀，也可以獲得對世界的部分正確的認識，這與左翼其他的理論家一味強調世界觀對創作的決定性作用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