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新的文學觀的照耀下，寫實就是寫出新的人、新的人生和社會問題的實，寫出人生問題、社會問題和婦女兒童問題，對社會和人生極盡觀察和描寫的能事。而“平民的文學”則側重於對於社會底層民眾的關注，對於一種關注日常生活，特別是下層小人物生活的興趣，他們的取材不再是達官貴人，也不是才子佳人，而是一向被中國文學忽略的那些平民的生活，並在這種描述中滲透著作家的一種同情，作家似乎變成了專門為平民含冤訴苦的代言人。問題小說、問題劇和寫實詩歌在這時候興起。這時期小說的代表是魯迅的小說。魯迅在《自選集·自序》中回憶他在《新青年》時期發表的作品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他的這種意思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也一再強調：“我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在《論睜了眼看》一文中，表達了與胡適同樣的意思：“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隻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麵，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勇猛的闖將！”從詩歌方麵看，1920年許德鄰編的《分類白話詩選》將詩歌分為寫景類、寫實類、寫意類和寫事類四類，其中寫實類的詩歌是指那些描寫社會不平等現象、社會下層人們生活困苦的詩歌，裏邊含有一種諷刺富人、同情窮人的人道主義，而不包括那些對自然事物極盡詳盡描寫的“寫景類”詩歌。而這時期的戲劇的寫實就是胡適大力提倡的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非常關注社會問題。“五四”新文學先驅試圖用寫實這種手法來革新中國文學。他們抨擊傳統的貴族文學、山林文學和古典文學，試圖用西方的寫實精神和手法去糾正。這時期，詩歌的寫實手法就是胡適在《談新詩》中提到的“詩須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說法”；而戲劇則是包含一種關注現實人生的精神的話劇，話劇的寫作手法正如洪深在《戲劇集導言》裏提到的：“話劇的寫實是用敏銳的觀察，齊整的排列，精當的對話，顯出作者的中心思想，描寫的是社會某種生活，人物的某種性格，時代的某種精神。”這時期的寫實，並不排斥作家感情的流露和對作品中人物的內心的揭露。寫實和抒情、寫實與浪漫、寫實與理想，並沒有形成對立，在這時期被稱為寫實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作家在作品中的大段抒情和議論。寫實寫的是作家關注的社會現實，是在西方的科學和民主精神照耀下的中國社會的瑕疵。寫實更多是作為一種睜開眼看世界的求實精神。
這時期對於“寫實”這種手法說得都比較籠統，沒有人專門給它下定義，需要我們從他們提倡的寫實主義裏去尋找和體會。那麼文學的寫實是不是就像字典中的解釋那樣對客觀外物如實描寫呢？如實地寫出社會狀況就是寫實了嗎？回答是否定的。“五四”時期的寫實寄寓了新文學創建者們試圖建立一種健康向上型的寫實文學的良苦用心。在《新青年》和文學研究會對鴛鴦蝴蝶派的抨擊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文學運動提倡寫實的目的、意圖。他們承認黑幕小說寫的都是社會上的事實，但是他們不承認這種寫事實的小說是寫實小說，從當時《新青年》對流行的黑幕小說的不遺餘力的抨擊，可以窺測到他們提倡寫實文學、建設新文學所寄予的那種文學改良社會、變革人心的殷切期望。1918年宋雲彬給錢玄同的信中說：“這些黑幕小說所敘的事實，頗與現在之惡社會相吻合，一般青年到了無聊的時候，便要去實行摹仿，所以黑幕小說，簡直可稱做殺人放火奸淫拐騙的講義。”雖承認了黑幕小說所具有的紀實性，同時又不滿意它們對社會的貽害作用。對此，錢玄同則將黑幕書斥為“亦是一種複古，即所謂‘淫書者’之嫡係”。對黑幕小說攻擊最出力的也許是周作人，他在1919年1月《每周評論》上發表《論‘黑幕’》，認為黑幕小說是“古已有之”，認為黑幕小說是當時的一種複古潮流，是國民性墮落的表現。同年2月，他在《新青年》上發表《再論“黑幕”》，繼續針對當時有些人為黑幕小說辯護，認為黑幕小說正是符合當時《新青年》提倡的“寫實小說”，是跟上了世界潮流的表現，並且認為黑幕小說是關於人生問題的，符合社會主義的，符合當時提倡的新道德的等謬論進行一一駁斥，並且斬釘截鐵地說：“黑幕不是小說，在新文學上並無位置，無可改良，也不必改良。”。1918年，《東方雜誌》上發表了《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勸告小說家勿再編寫黑幕一類小說函稿》，指責黑幕小說“核其內容。無非造作曖昧之事實。揭櫫欺詐之行為。名為托諷。實違本旨。”勸告小說家“勿貪微薄之贏利”，不要再編寫黑幕小說。在當時，他們反對黑幕小說，並不是否認黑幕小說披露的不是事實，而是不滿黑幕小說流露出來的複古思想和黑幕小說作者創作黑幕小說的消遣反諷態度，擔心這種文學會貽害青年，敗壞社會風氣。由此可見，以《新青年》為中心的文人對寫實文學的要求並不僅僅是一種方法的問題，而是一種新文學精神的問題，這種新文學是要有積極意義的，寫實並不是直錄事實，而是有選擇地選取題材，並在文學中滲透作者改革社會、改造國民精神的願望，周作人在《再論“黑幕”》中說：“倘說隻要寫出社會的黑暗實事，無論技巧思想如何，都是新文學好小說，那是中國小說好的更多，譬如《大清律例》上的例案與《刑案彙覽》，都是事實，而且全是親口招供，豈非天下第一寫實小說麼？”他們也推崇西方的寫實手法，認為中國傳統文學就缺乏這種嚴肅認真的寫實手法。1917年2月25日錢玄同《致陳獨秀信》道：“此前所謂文學家者，類皆喜描寫男女情愛。然此等筆墨，若用寫實派文學之眼光去做，自有最高之價值；若出於一己之擐薄思想，以穢褻之文筆，表示其肉麻之風流，則無絲毫價值之可言。前世文人，屬於前者殆絕無，屬於後者則滔滔皆是。”他們要的是跟西方的寫實主義一樣的單純冷靜地對待人生各個方麵的作品，認為那是嚴肅的，值得提倡的，有利於中國社會的改良的。對於同樣具有紀實功能的黑幕小說，他們是極力要反對和打倒的。
另一方麵還要看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文學並不僅僅是寫實文學。“建立新鮮立誠的寫實文學”，隻是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提出的三個新文學的口號之一；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的口號；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提出要“建立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些提到的新文學的形態雖然接近寫實文學主張，但是它們融入了更多人們對社會現實和人生的獨立思考，沒有拘泥於西方的寫實主義。可以看到，更多的作家沒有將自己歸入某一個主義的旗下，而是注重實際創作和翻譯，對來自西方的寫實主義思潮保持一種警惕心理，或者說更願意保護新文學的自由多樣性發展。
5.文學研究會時期的寫實
寫實更多是作為一種寫作方法被提倡的。茅盾在1922年6月10日《小說月報》上發表《自然主義的懷疑與解答——複周誌伊》中認為：“我們要自然主義來，並不一定就是處處照他；從自然派文學所含的人生觀而言，誠或不宜於中國青年人，但我們現在所注意的，並不是人生觀的自然主義，而是文學的自然主義。我們要采取的，是自然派技術上的長處。”由於他們認為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並沒有太大的區別，所以他們提倡的寫實方法更多是自然主義式的。這時期出現了寫實文學的論爭場麵。以茅盾為首的文學研究會提倡西方的寫實主義、自然主義，他們並不否認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有缺點，對於反對派攻擊自然主義文學的缺點，他們直認不諱，但是他們強調他們是要用西方的自然主義的技術藥中國傳統文學的病。這裏隻要看看茅盾在為自然主義辯護的文章，就可以清楚他們的良苦用心和單純用意。反對者看到的是自然主義會對中國青年造成的不良影響，以及他們對於自然主義那種純客觀的態度的懷疑，而茅盾等人看中的不是那種一成不變的照搬現實的方法，而是那種實地觀察和仔細描述的工夫。他們不在乎描寫的是不是與現實完全一樣，也不是限定作家的感情，而是針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模仿和造作所下的一副對症藥，他們試圖用西方的寫實手法來洗革傳統文學的風格和套路，他們要的是一種跟傳統文學不同的、給人新鮮感的文學。他們延續了五四時期陳獨秀的主張，隻是他們比五四的人更注重文學本身的價值了。從他們對待以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傳統文學和西方文學的態度中就足以見出他們的用心。鴛鴦蝴蝶派和黑幕小說是五四《新青年》與文學研究會共同抨擊的對象，而且他們抨擊的原因都是因為二者那種作家創作文學的態度和文學表現出來的傳統味。而他們對於西方的寫實文學的認可，特別是對於俄國和法國文學的態度，有大致的讚同，也有細微的差別。他們都認可西方的寫實文學，認為中國文學就是要走西方的路子，但“五四”更看中的是俄國文學那種關注社會和民族的精神，他們更心儀俄國的現實主義作品。當時創作了小說的魯迅就是代表。到了文學研究會時期，他們更多是要一種寫實的技術，也就是自然主義的技術，左拉是他們的偶像。但是在新文學的頭十年中，寫實是有理想的寫實，寫實的要求中滲透著作家對社會改良的一種願望，這種願望是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國文人那種關心國家命運和參與國家建設的那種熱情；從這裏可以看到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對傳統的一種不自覺的繼承。1922年4月1日《時事新報·文學旬刊》上發表了茅盾的《一般的傾向——創作壇雜評》，認為當時的創作題材和思想雷同的原因是：“這些事實確是社會上常見的事實，而且大半是著作者身受的事，但是我覺得這樣的‘反映人生’的作品欠少了藝術上的價值。如果僅以能記述‘人生實錄’便算為藝術作品，那麼，新聞紙第三張所記的瑣事，豈非都成了小說麼？我以為總不是的。”而他認為的人生“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而是一國一社會的人生”。茅盾的主張跟前麵提到的周作人的看法多麼相似！所以他們都不滿足於新文學對於事實的記錄，而是在求實精神上的一種有理想的、有新的審美價值的文學。
這個時期，茅盾於1922年7月10日在《小說月報》上發表《自然主義與中國的現代小說》，這是一篇非常值得注意的提倡自然主義文學的文章，集中體現了茅盾提倡自然主義的觀點。他把中國現代的小說分為新舊兩派，認為舊派小說在技術上的錯誤有以下兩點：“（一）他們連小說重在描寫都不知道，卻以‘記帳式’的敘述法來做小說，以致連篇累牘所載無非是‘動作’的‘清帳’，給現代感覺敏銳的人看了，隻覺味同嚼蠟。（二）他們不知道客觀的觀察，隻知主觀的向壁虛造，以致名為‘此實事也’的作品，亦滿紙是虛偽做作的氣味，而”實事“不能再現於讀者的‘心眼’之前。”“思想觀念上的最大的錯誤，就是遊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的文學觀念。”而現代的新派小說“技術方麵頗犯了和舊派相同的毛病。一言以蔽之，不能客觀地描寫”。“題材上也很有許多缺點；最大的缺點是內容單薄，用意淺顯……我們要曉得：小說家選取一段人生來描寫，其目的不在此段人生本身，而在另一內在的根本問題。批評家說俄國大作家屠格涅夫寫青年的戀愛不是隻寫戀愛，是寫青年的政治思想和人生觀，不過借戀愛來具體表現一下而已；正是這個意思。”他認為自然主義的技術能醫治中國現代小說的病：“自然主義者最大的目標是‘真’……若要求嚴格的‘真’，必須事事實地觀察……左拉等人主張把所觀察的照實寫出來，龔古爾兄弟等人主張把經過主觀再反射出的印象描寫出來；前者是客觀的態度，後者是加入些主觀的。我們現在說的自然主義是指前者。左拉的這種描寫法，最大的好處是真實與細致。一個動作，可以分析的描寫出來，細膩嚴密，沒有絲毫不合情理之處……專記連續的許多動作的‘記帳式’的作法，和不合情理的描寫法，隻有用這種嚴格的客觀描寫法方能慢慢校正。其次，自然主義者事事必先實地觀察的精神也是我們所當引為‘南針’的……此外還有關於作者的心理一端，我以為亦有待於自然主義的校正……自然派作者對於一樁人生，完全用客觀的冷靜頭腦去看，絲毫不攙入主觀的心理；他們也描寫性欲，但是他們對於性欲的看法，簡直和孝悌義行一樣看待，不以為穢褻，亦不涉輕薄，使讀者隻見一件悲哀的人生，忘了他描寫的是性欲。”在題材方麵認為“我們應該學自然派作家，把科學上發見的原理應用到小說裏，並該研究社會問題，男女問題，進化論種種學說。否則，恐怕沒法免去內容單薄與用意淺顯兩個毛病”。在這篇文章裏，茅盾將他提倡自然主義的原因和自然主義的特征都指示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