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老師很快控製住自己,像講著別人的故事一樣開口說了起來。

我1962年大學畢業,留校任中文係團總支書記。兩年後,在一次學軍活動中,我認識了省軍區下轄某部雷鋒連的連長,第二年我們結了婚。可就在這一年的野營拉練中,我愛人為救一個老鄉的孩子,失去了右腿。他傷好後,我隨他轉業到了青城,當了一名中學語文教師。

他轉業到園林局當了一名科長。政府為了照顧他,為我們安排了一套集體供暖的新房,雖然不到三十平米,但我們非常滿足,感謝政府對我們的照顧,那房子我們住了十五年。一直到佳偉十二歲,實在是不應該再同我們住在一起了,這一次調房我們沒有再推辭。從1975年,一直到現在,還是那時的小兩居。

在這期間,我和他都有兩次調房的機會,房子漸漸緊張,我們都讓給了住房困難戶,跟他們相比,我們要好得多。

1992年,我離退休還有兩年,獲得市教育係統突出貢獻獎,獎品是一套三居室住房,這是獎勵給我的,不用退掉舊房。可當時,老教師馮沛然一家三代住在和我一樣的房子裏,他的老母親癱瘓在床,兒子是個普通工人,馬上就要結婚,分房沒有一點指望,急得他團團轉。雨瀟,我真地沒有絲毫猶豫,更沒有和愛人商量,就把房子讓給了他。當時,佳偉剛剛談戀愛,林惠也是大學生,兩人在一個單位,當時都住集體宿舍,就是結了婚,分房也是有條件的,我有什麼舍不得的?

可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棉紡廠這樣的老企業逐漸缺乏市場適應性,設備落後,無力更新,百年老廠經濟負擔又重,效益越來越差,又過兩年已經是舉步維艱了,哪裏有能力為職工蓋新房?佳偉他們想要結婚,也隻能先在我們那兩居室的房子裏。可是誰能想到他奶奶偏偏在這時候又病了?他爸爸單位已經不再分房,我也已經退休,就這樣又等了兩年。

一個多月前,我到學校領工資,聽說學校分了五套房子,是落實市裏的安居工程,屬於半福利性質。我想打聽個究竟,老師們誰都說不太清楚,學校還沒傳達正式文件,隻是聽說。於是我就到辦公室打聽了一下。辦公室主任於銘堅告訴我,是有分房這麼回事,自己要負擔一半房款,具體指標要等教委分配。他是我到青城後的第一屆學生,是班裏的團支部書記,我退休那年他從外校調來當辦公室主任。平日裏,老師長老師短嘴裏像抹了蜜,我想他不會對我說假話吧。

我把當時家裏的情況跟他反映了一下,也為退休了還給學校找麻煩而不好意思,但實在是自己眼前無法解決。他說,一定把我的情況帶到校長辦公會議上研究,讓我等消息。從辦公室出來,幾個老師碰到我,都告訴我一定要盯緊點,新來的校長眼睛隻向上看。

說實話,我現在才感覺到自己很愧對兒子。他長這麼大,即使是生病,我也先把上課放在第一位。有一次,他連發三天高燒,因為剛剛恢複高考,我不敢放鬆學生,隻給他吃消炎藥。幸虧他爸爸出差回來,把他送到醫院,不然,孩子可能永遠見不到光明了。那一次,老秦第一次跟我發火,可我一直沒有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對,隻是對孩子差點失明很後怕。可是,那一年,我班裏的孩子百分之九十升入大中專學校,他們麵臨著多麼光明的前景啊!我不後悔我走過的路,我一直以為每個人的人生都要自己走,我們不曾指望過父母什麼,孩子長大了,為什麼不能獨立承擔自己的生活?

孩子也沒抱怨過什麼,隻是有一天林惠說起某某領導連未出世的孫子的住房都有了,某人前年剛給兒子弄了一套住房,兒子出了國,不但沒有交回住房,又給閨女弄了一套新房。兒子發了一句感慨說:“如果人人都像我的老爸老媽那樣,共產主義指日可待了。”

“你們怎麼隻看見負麵的事例呢?”我反問了他一句。

“媽媽,正麵的事例也有啊。焦裕祿、雷鋒,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可他們的英靈在天上,人間怎麼找得到?我隻能遺憾自己生不逢時啊!”佳偉半認真半玩笑地說完,不等我說什麼,拉著林惠走了。我愣愣地呆在那兒,難以說清心中的滋味。

又過了幾天,老同事張月英來看我,告訴我他愛人所在醫院已經傳達了上級文件,安居工程的落實對象除特殊困難戶外,另外要對省級以上勞模,各事業單位拔尖人才,特級教師予以特別照顧,因為這是最後一次帶有福利性質的分房,退休人員也在照顧之列,而且馬上就要落實到人了,可學校傳達的文件沒有說退休人員包括在內。她問我是不是去核實一下,我猶豫再三,想到對兒子的歉疚,我硬著頭皮來到學校。

辦公室於主任見到我,熱情地讓座倒水,關切地問我有什麼事,大熱天的自己跑來。我一愣,但鎮定住情緒反問他一句:“我一直在等於主任的電話,告訴我分房的消息,想是主任日理萬機,無暇顧及吧?”

“噢——,是這件事呀!我以為您早聽說了呢。因為教委文件沒有規定退休教職工包括在內,我覺得與您關係不大,就沒有給您……老師,是我不好,我應該通知您一聲,免得您大老遠的跑來一趟。您喝水,解解渴。”他的語氣幾近真誠,但我還是能感覺到他話語裏敷衍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