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辛孟貴再一次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車。他打定主意，如果這一次問題再得不到解決，他就回到平梁縣政府，在大樓裏點燃炸藥，和他們同歸於盡。
他為自己和弟弟辛孟林的事，上訪平梁縣、西州市和朔方省衛生局、信訪局、煤炭局、安全生產監督局無數次，甚至找平梁縣和西州市公安局報過警。但是他的上訪和辛孟林的生命一樣，都化作一道煙氣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各個部門對他的回答口徑基本一致：煤礦事故已做出結論，無法查實他弟弟確實在井下事故中身亡。因為當天的下井排班表上，沒有辛孟林的名字，而且在仁義溝煤礦工人的花名冊上，也找不到辛孟林的名字。這確實是辛孟貴百口莫辯的地方，當初他弟弟辛孟林要跟著他下井，掙錢補貼家用，他起初是堅決反對的，他告訴弟弟：“井下工作環境是四塊石頭夾一塊肉，是從閻王嘴裏掏食，那千萬使不得。好好念你的書，還有一個學期就高考了，明年考上大學，光宗耀祖。這活不是你幹的。”
可是弟弟的一番話也讓他沒法反駁，辛孟林說：“考上大學之後，學費從哪裏出？再有，父親的病越來越重，花錢也越來越多，靠你一個人怎麼能支撐這個家？再說，將來還要過日子……如果不讓我趁這個假期下井掙錢補貼家用，這大學我不念了，我也出去打工。”
他拗不過，隻好和工頭打了個招呼，那來自河南的包工頭吳仁欣正愁這一段不好招工，立馬痛快答應下來，第二天就讓辛孟林上班了，什麼手續也沒有辦。這礦上用工一向沒什麼管理，礦長按煤炭產量把工錢付給隊長——也就是包工頭，由包工頭去分發給工人，至於招多少人，錢怎麼分，分給誰，礦上才懶得過問。
辛孟林剛下井一個星期，就被埋在了井下。辛孟貴僥幸逃生後，發了瘋一般去尋找弟弟，當天在井口碰上一個記者，向他哭訴：“我弟弟還在井下，他可是和你們一樣，是上大學的料啊，他喜歡看報，還說大學畢業，也要做個記者……”他們剛談了沒幾句，就被礦上的保安發現了，兩人都被清出現場。
後來再見到那位常記者，他說一定幫他把問題搞清楚，可是這麼長時間也沒有消息。聽人們說記者寫稿子也要收錢的，每次記者去煤礦采訪，礦主都要拿錢打發。“也許我沒錢送他，他不肯管我的事了吧。不過看起來又有點不像，上次他還拿礦上的紅包送我呢，莫非和礦上一樣，想封我的嘴？要是這樣的話，這記者比起礦主也好不到哪裏去，看來也是個認錢不認交情的主。還和鐵生哥是同學呢，算了，這年頭的報紙全是說瞎話，這些當記者的，一頭是官、是老板，一頭是老百姓，好處明擺著，誰肯幫一個普通百姓說話呢。”
可是，弟弟一條命就這樣不在了，實在冤枉，而且更可恨的是，他們得不到一塊錢賠償，就好像沒有這個人似的。他去公安局報案時，警察沒有受理他的案情，反倒把他當作敲詐煤礦的不法分子，好生查了一回，直到查明他弟弟辛孟林確實“失蹤”之後，才將他放過。一條人命，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沒了，還沒有個說法。而且礦上還派了幾個不三不四的人到他家裏威脅過他一回，說再要告狀，有他好瞧的。他回到家裏，看到父親的病一天重似一天，咳得喘不過氣來。家庭的變故又讓母親臉上多了幾道皺紋，看到他四處告，也沒有告下個什麼結果，哭著勸他：“別告了，咱惹不起有錢人。再告下去怕惹更大的麻煩。我已經失去一個兒子了，不能再失去一個。”
辛孟貴卻無論如何也咽不下這口氣，他對父母謊稱進城打工，實際上，他打聽好了國家信訪局的地址，出門就奔了北京。
那是一趟過路的綠皮火車，隻有硬座票。辛孟貴也隻買得起硬座票。過去從朔方到北京有三趟慢車，可是自從高鐵開通後，這條線上的普通列車被大幅度壓縮，現在隻剩下這一趟了，顯然是逼著人們花大價錢坐高鐵，到北京的動車一天有四趟，但票價高得離譜。辛孟貴硬生生等到後半夜，才買到這張慢車票。
由於隻有這一趟慢車，人就特別地多，辛孟貴幾乎是被人流擠著腳不沾地抬上了火車。硬座車乘客以農民工居多，拿著行李大包小卷地擠上來，有些連硬座票也沒有買到的，把手裏拎的編織袋向座位下麵一鋪，人就鑽到下麵睡起覺來，不一會兒就聽到鼾聲震天。還有許多人隻能站在過道裏，那些乘客有的仰麵朝天打呼嚕，有的趴在茶幾上睡覺，整個車廂充斥著一股腳臭、汗臭與屁臭混合的味道。辛孟貴心想，這火車坐的，真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辛孟貴拿著票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卻發現被一位滿頭白發一臉皺紋的老者占了，正伏在茶幾上打盹，口水流出老長，辛孟貴把他叫醒，告訴他：“這是我的座位。”但老頭看上去好像什麼都沒有聽明白，一副睡眼惺忪的樣子。辛孟貴見狀也不好硬讓他起來，隻好對老頭說：“您先歇著吧，我站一會兒，咱倆輪流坐。”這句話老頭似乎聽明白了，俯下身去繼續趴在茶幾上打起了呼嚕。辛孟貴看著眼前這一把年紀的老人，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好，隻能歎一口氣在旁邊站著。列車在夜幕中“咣當、咣當”地行走，單調的鐵軌敲擊聲讓旅客們都昏昏欲睡，辛孟貴看看那老頭，實在不忍把他叫起來，心想怕是要這樣站到北京了。他站著站著，時間長了，居然就這麼睡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