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右派元老自居的胡漢民，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一直有看法，尤其是“聯共”。孫中山在世時，他不敢放肆，但自成立國民政府以來，他覺得應該對左派人物進行清算了。胡漢民為人心胸狹小，在國民政府中又沒撈到什麼資本，而且他對汪精衛的左派行為及容共態度也極為反感，於是他的寓所常常出現誌同道合的右派人物，以籌劃對付以廖仲愷為首的左派力量。這些人有吳鐵城、林直勉、胡毅生、鄒魯、鄧澤如等，他們認為廖仲愷是中央黨部的把持者，共產黨的親信，改組國民黨的幕後人。
其中的胡毅生，對廖仲愷早有除去的念頭，私下找到朱卓文，公開了自己的想法，並將胡漢民等右派人物的態度也講了出來。胡毅生這樣做，實際上是給朱卓文打氣，暗示他，除掉廖仲愷也是國民黨高層中一些人士的願望。出事的前幾天，胡毅生找到朱卓文，對他說：“你先不要輕易動手，原定連同汪精衛及鮑羅廷一塊幹掉的計劃有變。”
原來，胡毅生同朱卓文商定好，這次活動不僅要除掉廖仲愷，本打算連同俄國顧問鮑羅廷和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一同於掉，隻是這件事讓吳鐵城察覺，命他們不要幹得太過分，先殺掉一個看看情況。朱卓文一聽有變，心裏有些不快，他早就想把廖仲愷除掉，而且這次暗殺不僅能得到可觀的酬金，還能在國民黨高層人物那裏得到前程。
朱卓文說：“我已找到人了，他們隻等你一聲令下，難道情況有變，不打算幹了?”
胡毅生說：“幹是得幹，要不咱們永無出頭之日，隻是這次便宜了汪精衛和鮑羅廷，先幹掉廖仲愷。”就這樣，一個罪惡的大陰謀實施了。
案情明了後，蔣介石順滕摸瓜，當得知也把胡漢民給扯進來，感到事情複雜。正因為如此，主犯胡毅生和朱卓文得到密報，均已潛逃。
緝凶過程中，蔣介石先後逮捕到與此案有關的孫順、林直勉、梅光培、郭敏清以及粵軍的軍官等五十餘人，還搜查了胡漢民兄長的住宅，並捕去其哥哥。蔣介石和許崇智，都主張殺胡漢民，汪精衛還是考慮到國民黨內部的穩定與和諧，便說：“胡漢民不能殺，至少還需要一段時間的調查，從目前的情況看，他隻是間接參與，隻能負政治上的責任，而沒有法律上的責任。”
許崇智說：“如果不除掉這個後患，將來對國民政府都是個大威脅。他是個死硬分子，總理在世時，他就是這樣，盡管他夾著尾巴，不敢直接反對總理，眾人早就看出來了。”
蔣介石當時還沒有太多的威望，當著汪精衛和許崇智兩位前輩的麵，還不好過於表現自己主張，他說：“不殺可以，但也不能留，要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還真不易。”
許崇智有些生氣說：“我說留他一點用也沒有，隻能給政府帶來更大的麻煩。”
最後，蔣介石表態說：“還是汪主席最後拿主意吧。”
汪精衛想保住現有形象，不想樹敵，便讓老婆陳璧君將胡漢民轉移到黃埔軍校。上文說到許崇智非要殺胡漢民，可不是為了替廖仲愷伸張什麼正義，實際上他對廖仲愷也十分不滿，最主要的是由於他手下有很多粵軍軍官參與此案，他是想盡快摘開自己的幹係。
在處理廖仲愷案件中，這些稱作孫中山最堅決的繼承者，多多少少暴露出政客的特征，利用國民政府中任何一個險變，不失時機地樹立自己的形象。廖仲愷被刺案，除處理了幾個小人物，大部分主謀都消遙法外，就連遭到逮捕的林直勉、梁鴻楷等人，也在內線的幫助下，巧妙地“越獄”了。
廖案不了了之，所謂審查公判，也是永無待日。不過，廖仲愷先生的葬禮，弄得很像樣子，將遺體暫厝沙河，等北伐成功後，再行遷靈。出殯時，廣州黨、政、軍及各界群眾達十幾萬人送葬。
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再次找到汪精衛，要他殺掉胡漢民。
汪精衛又一次擋住了。他一方麵安撫鮑羅廷，一方麵讓陳璧君到黃埔軍校勸胡漢民離境。此時他甚是得意，廖仲愷遇刺身亡，胡漢民涉嫌此案，國民黨內公認的三巨頭，隻剩下他汪精衛一人，從此可以大權獨攬。可他旁邊也有個人，在處理廖仲愷案件中，雖是陪襯角色，卻把一切看得非常清楚。他就是蔣介石。
當汪精衛在常委會上提出，讓胡漢民同誌到外國考察時，還沒有資格出席常委會的蔣介石終於等來了機會。
胡漢民要去的外國，就是蘇俄，而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反共人士。此行對他來說，如同流放，而且還有鮑羅廷的心腹在身旁“照顧”，心裏自然有說不出的苦澀，可這總比丟腦袋要強。
胡漢民一步三回頭離開廣州，從黃埔港登輪船，開始他的“流亡生活”。
共產黨雖然對此保持了清醒的頭腦，但礙於國共合作初期，國民黨內部的事，不好插手，便也隻能在報上聲討，加之汪精衛一直是以一個激烈的左派麵孔出現，也迷惑了一些人。
在處理廖仲愷案件過程中，蔣介石表麵上聲色不露，還同粵軍司令許崇智相互配合，實際上他已經將繩索對準了他的叩頭兄弟許崇智。
蔣介石再一次同汪精衛聯手，對汪說：“此次事件，非文華堂幾個小小政客所能為，可能為叛軍作祟，現在國民黨右派勢力，非同尋常，汪主席的決策，深為這些右派勢力所忌恨。”
汪精衛現在以左派自居，蔣介石說這些，他當然愛聽，便說：“介石的意思是借這些調查，把事情徹底搞清。”
蔣介石說：“正是，我不想就此罷手，隻要保持廣州局勢，南方才有可能存在下去。現在林森、鄒魯等黨內要人，紛紛北上，很可能另謀出路，真要是如此，對中央的危害將不堪設想。”
汪精衛正在為此事發愁，那幾個同廖案講不清關係的人，在廣州呆不下去了，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在外麵另來一套，遂對蔣介石說：“介石講得很有道理，如果你能掌握一定的證據，就放開手腳。總理留給我們的大本營，說什麼也要保住。”
許多政客把蔣介石看作是在這次同右派的較量中的“黑馬”，在此，蔣介石充分施展了他的智慧，在眾人麵前，顯出一副嚴謹的樣子，如果需要，他也能立刻拋掉複仇者的麵具，換上笑容可掬的麵孔。蔣介石更相信的是行動。廖案中，他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逮捕了幾十名對自己攫取最高權力可能有礙的軍官，可是最有力量阻礙他攀上權力頂峰上的，就是國民政府軍事部部長、粵軍總司令許崇智。
蔣介石和許崇智彼此從不掩飾對對方的反感。許崇智認為蔣介石是個追逐名利、愛出風頭的人；而蔣介石卻認為許崇智不學無術，不懂軍事，在政治上昏庸無能。更重要的一點，是黨內的同誌，漸漸失去信任。這的確是一種較量，最後的贏家是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