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樂學學科建設30年
民族音樂學在發生後的30年便受到學界重新評價，這種情況除非回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劇烈蛻變、奮力擺脫纏繞學術的其他因素以及回歸知識論本體的特殊演進過程，否則，在其他任何時候都再也不能被理解。改革開放不久，中國音樂學界馬上發生了知識論的總體性轉變，立刻尋找到新一輪闡釋的出路，其中包含對此前缺少方法論支撐的深度反思，這個轉向，恰如其時。
1980年，南京藝術學院召開的“全國民族音樂學學術討論會”，拉開了一個全新的知識空間，把“民族音樂學”從朦朦朧朧中一步扶到了大堂正座。無論是當時音樂界的知識儲備，還是連學科名稱都難於統一認識的學者群體，都未曾料及“會名”預示的新學科的發展力度以及即將覆蓋半壁江山的空間深度。無須說，會議名稱可作為兩種言說方式的分界線。眾多學者參與了學科名稱的辯論並做出“知識論”的言說態勢，伴隨著“新潮樂派”的奇怪音響，一篇篇生命力曉暢的文論持續震蕩著樂壇。如果說呂驥曾把“民族音樂學”與同期出現的“流行歌曲”“新潮樂派”多多少少視為同質現象，到了當代人人竟說民族音樂學並把其方法視為踏進學科的門徑，這個轉身確實讓人感到該學科已經成為探索傳統的知識網絡的中樞係統和聚散神經，一輪輪推出的“文化背景（上下文語境）、聲音、觀念、行為三角模式、局內局外觀或雙重身份（雙重視角）、文化價值相對論、儀式音樂與音聲環境、時空隱喻、曆史建構、社會維持、社會性別、道義經濟、國家在場、狂歡日常、想象的共同體、印刷資本主義”等對學科建設具有解放意義的概念群，連篇累牘，層出不窮。概而言之，民族音樂學有三大理論立柱：文化中的音樂、局內局外觀以及連帶的文化身份認同、文化相對論，而把音樂置於文化背景則尤為三支立柱中擎天之一大柱，依之以進退上下全部民族音樂學的概念群。
曆史終於發生了奇特逆轉，原先作為傳統學科布局中最穩定和構築基礎價值資源的“民族民間音樂研究”，卻成為觀念交替、更新、嬗變最頻密並且以此抗衡傳統的“首善之區”，而一向作為鄙視對象的歐美以及其間流行的“文化價值相對論”（派生為當代的“差異化、多元化”），代替了思想圓心的蘇聯、東歐以及被奉為經典的“社會進化論”。民族音樂學跳出本位視野的戰略性轉移，把傳統音樂研究移構於全新領域，也在某種程度上找到了可以反複再生的方法論。
沈洽通過半是譯文味、半是論述味的長篇言說《音腔論》（這種風格甚至被視為外來學科敘述所必須的），搭建了第一個框架，他淡定的雙眼一聲不響地審視著一個單音的過程，那種鑽牛角尖的勁頭，讓人覺得剛剛喧鬧了十幾年的中國怎麼可以突然安靜下來在清理故土時產生這樣的目光。民族音樂學理論的具體應用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在這篇音樂界第一輪出線的碩士論文中落實下來。
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兩位學者，齊琨、吳凡，回溯了三大立柱在中國逐漸立足的發展過程，對於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與外界的知識壁壘、通約不暢和由此造成的知識困境的客觀描述，以及知恥而後勇把從詞條到經典譯介過來的種種努力，再及本土化過程中逐漸生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音樂學的成就，一一道來，粲然可觀。上海音樂學院一群大學生如何看待學科的表述，也讓我們了解到“80後”一如30年前的弄潮兒，產生了同樣的冷峻目光。
30年河東，30年河西。如果把民族音樂學的發展劃出一個30年的時間切片，剛好看到一個從南京會議“起調”到南京會議“畢曲”的完整樂章。30年的切片中，首倡者依然健碩，跟進者叱吒風雲，新冠者方興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