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來出版物輯錄序文
2008年是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節點，如果把在各方麵都對中國社會產生深刻影響的這段時光作為一方整整齊齊的切片檢驗一個單位的成就，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彙輯成果。彙輯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集體與個人的出版物，當然不是僅僅展示一個單位幾十年來的成就和麵貌，中國音樂研究所曾是音樂學界唯一的研究機構，享有“皇家”美譽，所以這份目錄也可以作為中國音樂學的縮影。列入表格中的書目哪怕一言不發，也會從最剛性的一麵詮釋改革開放30年的實績。“成績單”讓後人知道研究機構曾經具有的學術地位和持續發揮的領頭雁作用，自然，也讓身在其中的學者感到驕傲。
書目當然想以30年為時限，但也無法完全做到，一些持續有年才完成的著述，自然超越了30年。《琴曲集成》第一卷（上冊）出版於1963年，斷斷續續也陸陸續續，直到2011年才最終以30卷本的新版出齊。所以，兩頭的截點不得不有所超過。
排練次序上，前麵是期刊和叢書類：《音樂學叢刊》（3本）、《中國音樂年鑒》（21卷）、《音樂文化》（6卷）、《中國音樂學研究文庫》（三輯30本）、《中國音樂文物大係》（一、二期15卷），後麵是學者個人著述。需要說明的是，個人目錄沒有列出楊蔭瀏的著述，因為已有《楊蔭瀏年表》和2010出版的《楊蔭瀏全集》。
接下來是工具書和資料彙編。中國音樂研究所延續了前輩學者彙集資料的特色，出版了大量專題性資料集，吉聯抗輯錄的“古代音樂史料輯錄”就是典型。前代學人為了實現學術關注，收集史料，彙集同類，集結板塊，采編精銳，奠定了資料建設的學術平台，也展示了學術集體為後人奠基開路的實幹形象。
關於作者、編者的署名，不得不依據出版物原來刊印的名字，僅有個別作了必要加添。《琴曲集成》署名為“中國音樂研究所和北京古琴研究會”，實際主持人早期為査阜西，後期為吳釗，出版時都未署名。集體參與不注姓名，是當時社會普遍流行的方式，相當數量的著作署名為中國音樂研究所。作為曆史資料整理者，後人當然希望反映實情，但辨析隻能於研究著述中詳述，目錄很難全麵反映，此類甄別隻能略顯而已。
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年的日子，這一年國家大事不斷，每個機構和每個個人也有許多小事在歲月和生命中激蕩。確定曆史上哪些為重要事件是《中國音樂年鑒》編輯的本能和責任。2008年，從國家層麵上掃視，人們看到了沸騰的奧運會，開幕式上一係列傳統文化符號和中國元素被充分表現，讓世界刮目相看。人們看到了汶川大地震，十幾萬生命瞬間消失，廢墟上搖來搖去、掃來掃去的鏡頭讓每個人的眼淚一次次失控。人們更看到了西藏“3·15”動亂的結束和另一幕緊接著上演的新疆“7·19”動亂，這讓中國人在奧運狂歡後保持了清醒。從音樂學層麵上掃視，人們目睹著紮根新疆的漢族音樂學家周吉離去，看到90高齡的學者李石根積累一生的著作《西安鼓樂全書》出版。從中國音樂研究所層麵上看，我們送走了音樂學界的泰鬥、中國音樂研究所創始人之一繆天瑞，送走了在此工作卻並不以音樂學知名的王世襄。他們伴隨著一大批文化名人（季羨林、任繼愈、錢學森、貝時璋、楊憲益先後於2008年至2009年去世），同步地離開了世界。這些人的離去讓以記錄曆史為任的《年鑒》編輯們感到一個時代翻過去時的沉重和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