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聲音，不類凡間，把人拉到某個不能到達卻又可以感受的境界。郭建勇逼人承認那個境界的真實存在並以強烈的吸引力讓人不自覺地靠近，甚至不想返回。創作一個作品所麵對的問題既抽象又具體，一件樂器的自身定位與本土化語言等一係列的技術處理，既要鳥瞰式宏觀眼光，也要剖麻雀式個別把握。樂曲中段，他塗上了一層夢幻意境，如潮暖回春，萬象吐蕊。僅此一段，就是他的精致貢獻，隻是他當時自己也沒有意識到這樣一種不同所攜帶的青春氣息，或者意識到這種青春氣息的不同有什麼特殊意義。
我們都拉過小提琴，對這件樂器情有獨鍾。深入肌理的浸蕰，使他能夠運駕裕如地寫作小提琴作品，這也是那首作品之所以成功的技術底色。嶄露頭角的郭建勇在山東音樂家協會主辦的“泉城之秋”文藝彙演中，被王音璿老師（時任音樂係副主任）指定擔任她的獨唱音樂會全部曲目的配器人選，這份殊榮讓他風光之上再添祥雲。簡直可以說，八位女生的組合光影就是托起了他日後升騰的第一片祥雲！
我們曾在學校琴房裏一起演奏羅馬尼亞電影《奇普裏安·博隆貝斯庫》那首傳遍全國的小提琴曲，憂鬱的調子令我們陶醉不已。20世紀80年代，很難不以那首小提琴曲為集體記憶的。當時流行的小提琴作品都是我們上課路上哼來哼去的調子。說不定莫紮特A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的樂句、柴可夫斯基D大調協奏曲的主題，都能對應於一幅亦真亦幻的圖像——某個琴房、某個角落、某個晚上，一起哼著小提琴的傷感旋律暗戀某個人。聆聽女生組合時雖然坐在台下，但手指頭難免不跟著她們做相同的動作，享受通過聲音達成的青春舞動的隱秘默契。這時，同學間沒有哪個會否認那就是“知音”境界的化身了。我們喜歡那個如煙似夢的女生組合，喜歡被郭建勇一手炮製的微醺情狀，總之，喜歡隱伏於歲月餘音背後的“非物質”韻味。坐下來與坐得住
我們班共有六個同學，郭建勇、王敏、倪曉薇、徐學吉、鄭有平。如今雖然天各一方，但回溯往事，特別是大學時代的種種趣事，思之依然倍感親切。一起在小樹林背誦《琵琶行》《長恨歌》；一起在操場上背外語（我們在“文革”時學的英語隻有Wish Chairman Mao a long long life“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一起在夕陽碰觸小樹林頂端時觀看噴出滿天紅霞的落日；一起在鄰院巷子裏仰視槐樹開花，靜品李清照的詞香；一起在傍晚凝視秋風裏的寂靜；一起在沒有煙火的琴房裏森然冷坐；一起大清早到街上喝一碗甜沫；一起在宿舍裏用電爐偷燉藥品實驗室“剩餘”的“荷蘭豬”；一起吟詠硬是把《紅嫂》改成《紅雲崗》的“新樣板戲”唱詞：“續一把蒙山柴爐火正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長”；一起跑到他家看剛剛出現的“彩色電視”《霍元甲》；一起春風馬蹄般地奔向生命中的第一所音樂廳聽音樂會。大學時代正值女排三連冠，同學們擠在音樂係教學樓大堂裏觀看電視、在乒乓球桌上歡呼雀躍的場景如在目前。追求和無限苦悶，是我們生命的共同特征。如今不把這些寫下來以作“恰同學少年”的記錄，大概就沒人知道山東藝術學院80屆的故事了。所以還是記錄一下，以廣母校異聞，以為來者所知。
現在的人大概很難理解“文革”期間的年輕人在20世紀80年代初大學恢複時絕處逢生的感受。我們唱的都是《社員都是向陽花》，沒有比“葵花向陽”更能表現我們與領袖的關係了。但後來才明白，其實太陽並不想沐浴“向陽花”，一廂情願的笑臉也就成了一臉尷尬。想著第一代國家領導人的去世可能對命運造成的影響，我們迫不及待地湧進敞開的校門。生命的壓抑變為創造力，賦予像郭建勇這樣的人譜寫自己的樂章時，刻下不凡的生命力度和厚度。
如果說郭建勇經曆中的兩大事件，一是早年時的“文革”，二是中年時的商業衝擊，那麼他無力對付第一個衝擊卻充分利用了第二個衝擊。在第二個衝擊下，郭建勇成功地將自己的最愛與時代需求結合起來，利用機遇，不但實現了自己的理想，而且為社會做出了貢獻。對於同輩人來說，這是何等幸運！當然，所有的幸運都是奮鬥的結果。在變遷劇烈的社會環境中許多人荒廢了生命，沒有做多少事，而郭建勇卻在回首已覺轉瞬即逝的時光中留下了那麼多作品，積累了那麼多經驗，教出了那麼多學生，幹出了那麼多大事。時間一拉開，人與人之間的區別就出來了。商業時代，人心浮躁。這個誘惑，那個誘惑，如網如罩，身不由己。就看人的定力了，就看一個人能不能為實現自己的夢想而堅持了。艱難時事，一般人不但不能堅持自己的最愛，而且不能堅持自己的本行；不但不能堅守自己的本行，而且不能堅持生命的底線。作為同一個起跑線上起步的同學，許多人沒有創作出體現時代的高端產品，其原因就在於心無定盤，不能全神貫注於自己的早年理想。人不缺智慧，不缺眼界，不缺機會，甚至不缺資助，缺的就是全神貫注。郭建勇堅持了人生定位，幾十年如一日，這大概就是他越來越成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讀者能看到擺在麵前的他寫下的一大疊總譜的原因。
原載郭建勇《交響詩〈力量的抗衡〉總譜》，齊魯電子音像出版社，2016年。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