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沒聽過，但從題目上可以看出有一種重大主題貫穿生涯，一如年輕時代“激揚文字”的氣概在其中嘹亮鳴響的感受。參與遵命應景、為一時之約甚至過多糅進時代聲音而令後人掩耳的新媒體，是不是違反他的創作宗旨呢？應該說，他遇到了一個特殊時代，即以流行音樂化解“泛政治化”時期的所謂“嚴肅”從而讓音樂回歸娛樂功能的時代。這是一代人麵臨的難題，也是作曲家不得不為而且願意竭力而為的主題。一方麵創作嚴肅音樂，一方麵渴望藝術回歸本體。郭建勇之所以創作了許多“通俗音樂”，其原因就是要實現年輕時代所深惡痛絕的給音樂添加了過多負載、從而希望把與藝術本體不相幹的“觀念”拋出去、為音樂減負的願望。這其實是在相當高度上采取的把中國變化與世界接軌從而在更高遠的層麵建立起人類共同參與“現代”之間的聯係的行動。正如魯迅所說切西瓜的時候也要想到國土淪喪、國土被瓜分如何能吃得下去的道理一樣，嚴肅音樂“嚴肅”到一定程度，就讓人難受了。流行音樂最大限度地除去了附加的“嚴肅”，讓藝術再也沒有了政治象征、至善標誌、階級寓意等成分，從而最大限度地體現人性。郭建勇一代作曲家之所以創作出受廣大聽眾喜聞樂見的作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順應曆史發展要求，成為時代真聲的見證者。
從第一次進錄音棚，麵對布滿密密麻麻線路的調音台，不知道是快速倒往過去還是快速轉向未來，到現在在自己家裏建立了一個小型錄音棚，流行樂壇中的磕磕碰碰、起起落落，真正煉就了他的本事。有時候，一個晚上就得把總譜幹出來，把錄音小樣交上去，“急活”真是鍛煉人。技術水平，迅速提高，應付能力，遊刃有餘。他讓自己的音樂成為山東流行樂壇引領導航的破浪之舟。不是說他意識到自己要做什麼時代過渡的橋梁，而是他的大量作品的確相當於一座橋梁，讓“過期”的“嚴肅”越離越遠，讓時代的“輕鬆”越走越近。這樣的聲音，我相信，老百姓都喜歡。
我們還是奶聲奶氣十來歲的孩子時，唱的都是一水兒的“嚴肅”，三十而立，第一次聽到以鄧麗君為代表的“輕鬆”。這個“輕鬆”真是不“輕鬆”！讓我們沉重了好大一陣子。新思維來了，忠實記錄時代的作曲家，都將其視為生命航向和定海神針。無須說，一個英氣逼人的年輕人在走進“音樂院校”時，“嚴肅”與“輕鬆”的思想較量還處於僵持階段。隨著電視劇的創作和實踐，郭建勇在社會大舞台上重新確立了道路。對流行音樂的後設立場和指派任務，都在其意識中成為對抗根深蒂固觀念的製衡手段，成為打造新風向標的載體。胸懷大誌的人走進電視台，對於“輕鬆”的解讀就有了“嚴肅”意味，從此開始在“輕鬆”中寄寓“嚴肅”的生涯。他的創作理念在多元共生的格局中大尺度敞開，無論是地方戲曲元素的融入，還是少數民族音樂的引入，抑或地方特色樂器的采用，都獲得了更多的中國式表達。他所祈望的讓地方聲音響亮起來的願望，一件件變為現實。小提琴上的共同記憶
作為同屆群體的母校記憶與作為“專業”個體的校園記憶是兩回事。提起“理論作曲專業”的回憶，印象最深的、也是郭建勇在校期間獨領風騷的事，就是他創作的第一首小提琴合奏《巧女新秀》（采用山東蒼山民歌《繡荷包》旋律）被一輪輪搬演的盛況。80屆小提琴專業最漂亮的八個女生：劉泠、劉玉霞、周明、王茘、劉淑薇、徐牛妞、黃瑋、宋永麗，再加鋼琴伴奏的“大女孩”王瑤，個個亭亭玉立，人人飄飄若仙。一字排開，眾星捧月，一起呈現郭建勇的“處女作”。那場麵就等於一群女神服侍一位王子。記得初次走台，消息不脛而傳。老師同學，奔坐台下。八個女孩，麵容嬌好，風華正茂，步態輕盈。待她們揮動琴弓，不但清音滿堂，而且清香滿室。最後一揮，弦音頓收，雲鬢蓬飛，高髻晃耀。所有男生，目亂情迷，軒眉攘腕，心下駭異。那時真感覺：舞台特別高，幕布特別藍，笑臉特別多，提琴特別響！說起細節，郭建勇興奮不已，津津樂道，讓人插不上嘴。那時還沒有“十二樂坊”“時裝秀”之類，突然冒出這麼一道靚麗風景，效果可想而知，以至於後來介紹起某個女孩隻需說她是小提琴組合成員之一，人家就能想象其相貌步態。這個節目頓時成了學院名片，郭建勇的知名度也頓時暴漲。郭建勇的“處女作”真的用得上“閃亮登場”這個詞！
不聽郭建勇的音樂好多年了，但那首小提琴合奏流淌的音流揮之不去，這自然是因為“八女投江”的原因。大學歲月就被定格在那首樂曲和那個組合中了。小提琴齊奏像母校上空的彩雲，經年不散，久久難忘。後來社會上蹦出來許多組合，但對於我們來說卻遠遠不能與八位女神相比。龍應台說：“如果科學家能把一滴眼淚裏所有的成分都複製了，包括水和鹽和氣味、溫度，請問，能不能被稱做一滴‘眼淚’呢？”龍應台：《目送》，北京：三聯出版社，2013年，第1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