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的材料，隻要是一件事物，沒有不可用的，絕對沒有雅俗，貴賤，賢愚，善惡，美醜，淨染等等的界限。正如演戲一般，隻有角色，並無階級，天神仙子與男盜女娼盡不妨由一人扮演。所以玉皇與龜奴，在常人的眼光中是尊卑高下的兩極端，但在優伶的扮演上是平等的，在學問的研究上也是平等的。因此，我們絕不能推崇《史記》中的“封禪書”為高雅而排斥《京報》中的《妙峰山進香專號》為下俗，因為他們的性質相同，很可以作為係統的研究的材料。我們也絕不能尊重耶穌聖誕的聖誕樹是文明而譏笑妙峰山下來的人戴的紅花為野蠻，因為他們的性質也相同，很可以作為比較的研究材料。顧頡剛：《妙峰山進香專號引言》，《典藏民俗學叢書》（中），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18頁。
田野打開了她的視野，閱讀則打開了她的心扉。原來家鄉事物都可以成為描述對象和寫作材料。閭巷野草之間，宗祠廟會的大大小小事件，都可以成為敘述材料，甚至兒時玩出花樣的遊戲。過去認為沒什麼用處的經曆，都因為與民俗的聯係而成為喚起記憶的密道。她找到了激活的鑰匙。現代學術的巨大空間給年輕一代以巨大啟發，“口述史”“想象的共同體”“公共文化空間”“集體記憶”“身份認同”“儀式音聲”等概念，猶如東風，使年輕一代找到了把現代敘述用於本土想象的工具。具備了目力，一切都被點亮。一個人為什麼不去審視自己的經曆並借以表達自己所屬的族群？為什麼不在家門口撿起金枝並賦予亮色？家鄉不但可以成為充分施展的敘述載體，而且在可信性方麵，超過了生硬理論的套用。經驗就在從小熟悉的環境裏麵，被“現代學堂”遮蔽的鄉土價值，在一次次閱讀中慢慢湧現。
那些隱含的信息看起來是在我們成年以後突然蹦出來的，但真實的情況更可能是：它們一直存在於潛意識當中，直到我們的閱曆增加到一定程度，它們才被辨認出來。艾莉森·沃勒語，引自《旅伴》“言論”，2014年第6期，第10頁。
理論的光芒照亮了資料。聽不到聲音並非缺乏聲音，而是“他者”的聲音堵住了耳朵。有了新理論和田野經驗，就會因為貼近家園而接近本真。她在尋找家園的過程中找回了自己，完成了“客家人身份”的重塑。
客觀和接近事實的調查報告，永遠是民族音樂誌的“核心競爭力”，也是對當代音樂學知識庫的最大增益點。中國音樂學界還沒有提出讓世界音樂學接受的普適概念，理念上尚未獲得實質性突破，但大量實地考察的田野報告，卻讓世界音樂學感到了密集。圖書館裏擺放了越來越多的碩博論文，雖然沒有新理論，但田野記錄已經證明，一個新的年輕群體正在積累勢能，至少在操作層麵上縮小了中國與西方之間過去幾十年來的技術差距。這些寫作不一定告訴人們什麼理論上的創新，卻呈現出一片從來沒有被人關注過的區域音樂的麵貌，其中越來越精細化的敘述，反映了作者對學科領域許多基本概念的反思、批判和辯護。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生者的研究成果、教育背景有了很大改觀，比之前一代人更熟悉西方理論，不但能夠閱讀最新的英文著作，而且有條件直接麵對西方音樂學家，接受並反思上一代人“本土化”的經驗，雖然女性居多，但已經不是除了長相甜美、重複喊喊延續十幾年學術口號而再無主見的人。著名作家餘華在清華大學講演時，針對那些認為“五四文學”好過“當代文學”的議論說，“五四時代某些人的作品現在中學生都寫得出來。”逐漸成林的“桃千樹”，確實讓人生出“盡是劉郎去後栽”的感慨。
寫完論文時，肖文禮對我說：以前不知道什麼是“客家人”，走完這個過程，自然明白了為什麼願意付這麼大代價去敘述家鄉的動因，也逐漸體會到作為客家人的憂慮。說到這兒，她突然回過頭問我：“你有沒有為一個地區難以留下父輩文化而哭過？”那一瞬，我突然體會到她作為客家人的焦慮。不過，聽了這番話，我還是如同聽到夏野風笛，耳邊廂響起意大利歌曲《重回蘇蓮托》的深情旋律。懸匾宗祠
2011年，肖文禮從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畢業，麵臨“就業壓力”，為學生“找門路”好像已經成為大多數導師“義不容辭”的責任，我正好剛到中央民族樂團任職，於是她跟我到了樂團，在辦公室任秘書，一起編輯《錦瑟》雜誌，進入淡寫“高山”、輕描“流水”的工作。
今天學生來家做客，使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到導師郭乃安先生家做客的情景，知道自己已成隔代長者。看著肖文禮拿來的書稿，不覺想到見證其成長的過程：從單純的學生到嫻熟的編輯；從第一次參加“石城縣長溪村賴氏宗祠建祠300周年祭典”的驚詫，到參與“大神祭”“割雞”“橋幫燈”“妝故事”等一係列儀式的成熟；從辭色平善的淑女到應對繁難的公務員；從三萬字的碩士論文到十幾萬字的博士論文；從半天憋不出幾句話的學生腔到語言講究的職業作者；從“十七人中最少年”的戀愛到成家；從為人妻到為人母……“卻顧所來徑”李白：《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讓人感慨良多。
雖然一直催促她把論文改好，卻也總沒有充裕時間。遇到這次出版機會，又趕上她懷孕，比平時多了幾份負擔。但她還是堅持把論文重修了一遍。畢業時老師都在提醒，別忘了給我們看看新著。如今，這種快樂真的要實現了。一本著作凝聚了一段令人踏實心安的歲月，一種將麵孔重新擦拭回到“定位自己”的歲月。套用2014年的流行語“時間去哪兒了”，對於肖文禮來說，時間沒有溜走，而是凝聚為了一本為家鄉而寫的書。
客家祠堂有個風俗，以掛匾方式彰顯每一位為鄉裏和家族贏得榮譽的人。凡有功名，獲得了博士學位、碩士學位、出國留學，即相當於舊時“衣錦懷鄉、輿馬歸寧”的人，無論年齡性別，都可以享受昔日隻有族長、鄉賢才能享受的顯榮資格，懸匾正堂，鄉裏榮之。此舉可見客家人多麼重教育、重鄉情，這也是客家文化“歸祖認宗”的激勵性機製之一。客家人會把外出者的成就歸於家鄉教化，並以此為標杆激勵後輩。我們開玩笑說：“肖文禮是可以在祠堂掛匾的人了！”的確，以記錄家鄉獲得中國藝術研究院碩士和博士學位並因此留居“皇城根”的人，為客家音樂文化研究添了一塊新石，取得了報效桑梓、光宗耀祖的資格，當然應該懸匾於堂！
原載肖文禮《歲時節日體係中的贛南客家儀式音樂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轉載於《人民音樂》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