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來，寫不寫國慶節就不是一個對研究對象的判斷問題，而是不從事田野考察就無法解讀當地人為什麼如此隆重過節的理解問題。更進一步講，沒有田野，就不可能獲得解讀途徑；沒有問詢，就沒有“奔走足用”“猛銳長驅”的源頭活水；沒有長期居住，就不可能獲得“地方性知識”的深意並兌現記錄民情和真實的學術承諾，更沒有明析底裏，信馬馳筆，察人所失察，辨人所難辨的書寫。跨越田野與“跨過”田野
從事民族音樂學的人是否合格，有一把簡單量尺——上山下鄉。要一個人把“口述史”“地方性知識”“記憶理論”的華麗辭藻化為實際行動並不容易。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身的研究生被稱為“富二代”，與我們那一代學生的社會經曆各不相同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他們的經曆大都是從學校到學校，於是，“上山下鄉”就成為他們進入專業研究領域之後是否能夠成功“轉身”的試金石。麵對談起“上山下鄉”如同談先秦史一樣遙遠的群體，我們就是想把他們拖入艱苦環境，以便曆練成熟。
2005年春節，肖文禮與我一起到寒冷的晉北采訪，2006年她又與吳凡一起再赴晉北陽高縣，2008年我與吳凡、肖文禮、肖豔平一起到贛南采訪，後來，她一直與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就讀的幾位贛南同鄉，肖豔平、李上，結幫搭夥，一起回鄉，始終堅持“上山下鄉”。
第一次到晉北大同市懷仁縣采訪，麵對百步之外就能被羊肉膻味“頂一下”的餐館，我逼著她接受對於當地人來說異常喜愛可對她來說卻難以接受的“田野味道”。不用說碗裏的味道，整個餐館都透著高密度的羊肉味。然而，她最終接受了對於南方人來說難以吞咽的“野味”，跨越了心理底線而沒有“優雅地崩潰”。這件“小事”說明，她真的是在按照職業要求接受“行規”，懂得“膻肉酪漿，以充饑渴”的“局內人”立場，逼迫自己改造深入骨髓和腸胃的習性，並對老師的“施虐”心領神會。
田野考察並不輕鬆，說起來與“田野”沾邊做起來卻絕對沒有“田園風光”一樣明媚的勞動量，讓初來乍到的人承受不住，僅僅記錄儀式而必須跟隨主持者和樂班的全程攝影，就讓人喘不過氣來。一個葬禮下來，往往要跑上十幾公裏。趕前趕後，竄來竄去，一路小跑，氣喘籲籲，還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走對了位，生怕漏下重要環節。寬度僅容得下三四人的村路，拚死拚活擠過去，搶占製高點，抓住好時機，俯拍全景，近拍細節，記錄隻有幾個人參與的關鍵環節，還不能妨礙主持人正常行為。肖文禮拿著攝像機、相機、錄音筆，無時無刻不在準備衝上去。選擇角度，抓住要點，不忘記擺在現場的亂七八糟的道具，並記錄常人不注意的細節。坐下來切中要害的提問，更是學會與人打交道的活態教科書。必須給“相關者”施加持續而適當的“逼問”，以獲得連續性敘述。與陌生人聊天，用客家話“套近乎”，讓好客與不好客的、客氣與不客氣的、有耐心與不耐煩的，甚至甩頭抗拒的受訪者接納自己，對天生靦腆的女學生來說，困難程度不亞於吞咽羊肉。田野不但使她具備了獨當一麵的本事，也練就了到哪裏都能應付以及不再害怕的膽子和自信。
肖文禮與吳凡、肖豔平、李上，一起到贛南，看著自己用木板搭起來的床並將留下來過夜，不禁可憐兮兮地互問：“這不會吱吱啞啞地響吧？”當然問題還不止於“土炕布衾，荊筐蘆席”，城鄉差距使大部分女學生嫌太髒而不能如廁，或因陌生男人常過來轉一圈而不敢入睡（他們在那裏就遇見了半夜三更來“請喝酒”的“熱心人”），這讓女孩子們多了一重麻煩。男老師不願意帶女學生，除了因為下鄉時沒人幫著提包括采訪工具在內的沉重行李，就是擔心這類麻煩。眼見得出門幫著往行李架上舉一下重箱子的男生越發罕有，也就難以嚴防死守。據說中央電視台流行一句話，“把女人當男人用，把男人當牲口用。”我們認同。
從南康市橫寨鄉寨坑村每年春節舉辦的“大神會”，到石上村滿街被爆竹染紅的隆重“割雞”儀式，從曾坊的“橋幫燈”壯闊景觀，到田頭擠滿街筒子的“妝故事”儀式，一樁樁做下來，她竟然樂此不疲，甚至因為沒有出席延續到深夜的葬禮而隱懷內疚，到了招魂入夢的癡迷程度。除了家門口幾乎記不清城市街道的女孩，雖然照樣搞不清東南西北，卻可以如數家珍地說出贛南最古老祠堂的精確位置，並指出哪裏的廟會最熱鬧。
優雅嫻淑的肖文禮，經受住了“上山下鄉”的考驗，跨過了這道坎兒，並因此嚐到了隻有學者才能體會的甜頭。學位論文壓迫下不得不從事的田野考察，確實起到了令踐履者洗心革麵、重新自我定位的作用。要是在家鄉發現珍寶的事都不能帶來快樂，就真是要檢討自己有沒有在音樂學領域獲得快樂的能力了。大雪天回到北京的肖文禮，與肖豔平、李上，談起宗祠，語連日夜。她告訴我，“皇城根”的第一夢竟然身處贛南“憂鬱的熱帶”，這樣“身心分離”的“雙重時差”不是可以證明一個人的鄉愁印記了嗎？家鄉的一切都是素材
開始做論文的人都有過不知道如何下手的起步階段，即使從小看慣鄉俗的人也不知道哪塊雲彩上有雨。麵對家鄉景觀最搶眼的宗祠，作者需要解讀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勤儉度日的客家移民，不惜血本、精益求精、裝飾華麗、花費那麼大工夫、付出那麼大代價建立了那麼多宗祠？僅僅一個寧都縣東龍村，就有宗祠、支祠、分祠、上祠、下祠等五十餘座祠堂。李氏“上祠、下祠”兩幢祠堂，屹立整個村莊的中軸線上，恰似一根軸心，而星布村舍、參差錯落的宗祠，像“餛飩皮裹餡”似的，把整個民居抱在一起。
肖文禮描述道：
除上下祠堂外的50座分祠與房祠依照各房人居住的位置建在民宅的中間，如慎齋祠、育齋祠、樸齋祠、雪堂祠、芸窗祠建在中村，用我祠建在布頭，坦夫祠、守政祠、位上祠、俊人祠、南窗祠建在上、下大屋，升聞祠建在排上，仁方祠建在塅上……
一個古老的村落中聚集了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密密麻麻的數十座宗族型建築，超越建築本身的文化功能一望可知。這道景觀，讓第一次見到的我們歎為觀止。一棟棟，一座座，一叢叢，相互鼎撐，距捍中軸，鱗次櫛比，令人目眩。誰都明白，那絕不是一堆挺立了幾百年的堅硬石頭，而是如同石頭一樣堅硬的精神載體，如同西方教堂、伊斯蘭清真寺、侗族鼓樓。一個在曆史上曾經幾度飄離的族群，幾乎把所有智慧都凝鑄在從名稱上就可以品味寓意的建築中。經曆了自東漢末年經三國、兩晉到南北朝的“五胡亂華”“晉室南渡”三百年劇烈動蕩戰亂，從艱難的大遷移、大混融中打造了族群身份並不斷重構族群身份的客家人，看到建築時會聯想到什麼？傳統、祖先以及整個族群之所以聚集一處、相互認同的原由。這就是劉曉春所說的：“遍布客家地區的祠堂建築群落似乎向人們昭示，他們對祖宗的崇拜之虔誠令其他民係的人們難以望其項背。”劉曉春：《儀式與象征的秩序》，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1頁。
另一個作者必須回答的問題是：從中原向一片陌生疆域漂移的客家人為什麼比之中原保留了更多古老風俗？如此傳統、如此守舊、如此漂移不定的人群，隨身攜帶的文化如何持續發揮作用？
研究客家文化的學者都注意到導致該文化一枝獨秀的現象，無須說，認同中原祖先，是客家文化的本根，但接下來的問題在於，音樂學家不能隻看到宗祠，還必須分析令人稱奇的宗族組織在建構客家文化普遍規範的過程中的運作實踐和操作程序，分析各式各樣的繁縟儀式在曆史上是如何被建構為當地人的普遍行為的。或者說，他們到底會采用什麼方式讓人彙聚到那門楣華麗的廳廊下？於是，默默的宗祠和有聲的儀式，就成為一組珠聯璧合的符碼，構成了一套裏外配合的言說體係。遠遠相視，是一座建築；俯身側耳，是一座音樂廳。建築是無言的訴說，音聲是多情的訴說。外在建築與廳堂音聲，同樣具有神聖性，同樣呈現功能性。對於特定空間發生的特定儀式和必然的伴生物“音聲”，就從音樂在其所處語境與發揮社會功能的敘事主題上，呈現出學科解剖的銳利。被後人稱之為“客家文化”的那種似乎虛無縹緲的東西，就這樣落在了堅硬的宗祠上，並與儀式和鄉音結合，在與故土漸行漸遠的過程中慢慢形成一種強大到足以讓漂移者複原“來處”的曆史記憶。不同形狀的宗祠和不同形狀的圍屋，讓肖文禮看到了鄉族何以把重大儀式放在這裏舉行的用意，也逐漸聽懂了鄉音的密碼。站在煙雨迷蒙的宗祠水塘前，飄然而來的如水聲波，讓她的眼睛亮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