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幾位譯者都是音樂學專業的研究生，幾年內翻譯出一本涉及許多生僻知識的專著很不容易。譯者對原著的掌握既反映了外語方麵達到的水平，也反映了中文表達的水平，雖然個別地方尚待推敲，但整體表達曉暢簡潔，符合現代閱讀習慣。許多長句扣扣相綰，在邏輯中生出思辨光輝，既反映了原作文字的酣暢筆墨，也反映了譯者的從容自信。這是使譯著長期流傳的必要條件。翻譯者接受多年專業教育（許多涉及音樂本體分析的段落尤其必要），使讀者頗有“不覺前賢畏後生”的感慨。
三十年前孫玄齡翻譯埃利斯《論各民族的音階》以及章珍芳翻譯洛馬克斯《歌唱側音體係》，沈洽、董維鬆翻譯《民族音樂學譯文集》，都對民族音樂學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洛秦主編的“翻譯叢書”也從這個意義上彰顯了為學科提供知識資源的努力。中國已成為民族音樂學的最大傳播地和複製地，國外民族音樂學家成為中國學術界的偶像群體。條件好了，不但翻譯著作，還把作者請到中國，“那個原本在遙遠的美利堅土地上與自己一生都不可能產生交集的人”，羅塵：《戰爭中的眾生相》，《讀書》，2013年第9期，第110頁。竟然一個個站到了中國的音樂學院的課堂上，這是三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楊燕迪於2012年11月在華南師範大學音樂學院組織的“前沿與對話——中青年音樂理論家論壇”上（發言題目《翻譯中尋找民族音樂誌的寫作模式》）總結道：20世紀以來，翻譯西方文獻的曆史經曆了三次大潮：20世紀初期翻譯西方技術理論，50年代翻譯蘇聯東歐音樂學著作，80年代以來各學科的大規模翻譯。
確實如此。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第一代創始者繆天瑞翻譯的今天看來已屬於“古董級”的作曲技術理論，開啟了“係統音樂學”時代。中國傳統的音樂學缺乏技術分析理論，20世紀則是需要作曲技術理論的時代。它讓中國音樂家學會了把一首樂曲像解剖麻雀一樣一小節一小節分解開來看個究竟的本事，自然也學會了按照這套規範創作樂曲的本事。
20世紀50年代“以俄為師”，風靡學界、獨領風騷的學術權威基本來自“社會主義陣營”。對中國音樂教育影響最大的和聲理論（至今專業院校教材的基本框架）都出自斯波索賓，被譽為“全國通用糧票”。這些著作和教科書讓中國音樂界獲得了提升，作曲技法突飛猛進。讀了俄羅斯音樂家的著作才知道人家怎樣解讀自己的音樂和塑造自己的音樂，也知道音樂學的天地原來可以像俄羅斯國土一樣遼闊。
20世紀80年代以來，音樂學界譯介西方理論的大潮蔚為壯觀，大量國外著述被翻譯過來。如果一個學者僅僅閱讀本土著述說明他還未跨過現代門檻而有落伍之嫌，因此，爭先恐後引述譯文。不管是北美音樂學的視野融合還是歐洲音樂學的真知灼見，都讓慕其風者，遙相應和。
沉下心來反思中國音樂學被動的客觀和主觀原因，不免歸結於不善總結，許多明明可以享有原創權的理論，都因不善歸納，擦肩而過。看到“他人”的總結，方知中國音樂家不是沒有創新能力而是沒有把經驗提升到方法論高度乃至學科高度的能力，因而讓別人占了先機。如果把楊蔭瀏的《業務參考資料十二種》與布魯諾·內特爾的《民族音樂學的理論與方法：21個問題》（Twentynine Issues and Concepts，1983）比較一下，就會看到兩者的差距隻不過是一點點，即在音樂本體分析之後沒有跳出“本體”反觀“背景”。中國音樂家難道不懂“背景”的重要性？翻來覆去闡述“背景”和“功能”古代典籍，是中國樂律學的看家本事！然而皆因受到西方早期譯著的影響而一門心思強調“本體”的技術分析，人家幾十年後已經轉向，我們還蒙著頭朝一個方向走，鑽了牛角尖。1997年在香港中文大學開架的圖書館中見到這部書，不禁拍案：楊蔭瀏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呀！翻閱一本本英文著作方才領悟梁啟超說的：“今日中國欲自強，第一策，當以翻譯為第一。”沒有這一步，就邁不開腿。
一百多年間，一係列不平等和半平等的國際條約將中國拖入西方製定的近代規則，一係列適應不適應的國際規則也迫使中國思想界接受全球化進程中的各類觀念。如果暫時懸置北美與歐洲民族音樂學之間的差異，整個學科的陣營隊伍和知識譜係已經遠遠大於埃利斯本人搭建的框架了，包括中國音樂學家近些年來對諸多問題的關注深度和敘述廣度，也都比“始祖們”走得遠多了。當大家還時時為民族音樂學是一門學科或是一種方法以及定義是否準確、是否要在名稱上“較真兒”之際，中國音樂學已經走出封閉狀態，邁向了廣闊的田野，這些成就與翻譯和閱讀外來著作緊密相關。閱讀讓學界獲得了更加透辟的思力，並在反撥曆史慣性和重估價值預設的過程中看到了翻譯為“第一要務”的必要性。據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局長吳尚之介紹，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的叢書《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已達五百餘種，從整體上改變了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的狀況。
從1985年第一次見到埃利斯的《論各民族的音階》到現今出版的譯叢已經整整三十年（2015年），民族音樂學的經典著作雖然不多，也已初見規模。上海音樂學院的湯亞汀教授在民族音樂學領域用功最勤，譯文最豐，筆耕多年，已達“淩雲健筆意縱橫”之境。回想一下我們的視野，就應該向以一己之力譯竣各種民族音樂學著作的老中青譯者，表達摩挲學術史已覺“帆檣往來”而生“欣欣向榮”之喜的敬意和謝意。
原載《中國音樂教育》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