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交響樂團的風采好像不易被人遺忘，其實不記錄下來也一樣如碎影流光。人們會忘記第一次為梅紐因協奏的驚悸，第一次與小澤征爾合作的震撼，第一次為三大男高伴奏時的喜慶，第一次與德國音樂家同台演出貝多芬合唱交響樂的歡暢，第一家與法國指揮家米歇爾·普拉鬆合作的萬眾矚目。中國交響樂史上的“第一”大都出自這裏。國家級樂團與國外指揮家、演奏家、歌唱家的密切交往，呈現出一個時代熱熱鬧鬧與舉步維艱的足跡。年輕團員可能並不在乎，“愛誰第一誰第一”，但記錄者卻會一頁頁統計出“樂團之冠”對於個人生命史和樂團生命史乃至國家記憶的意義。這不單是一份個人生命的記錄，也是一份樂團變遷的記錄。他筆下的定調、跑調、協奏、交響，就是整個樂團的定調、跑調、協奏、交響。變革時代的人、事、樂，都被他以筆代弓，梳理歸案，盡管有些事件對於樂手來講是傷心事，但當後人閱讀這份記錄時，卻可盡見其中的迷離與迷人。幾十年間，即使是相同旋律、相同節奏、相同舞台，也因為不同指揮、不同獨奏、不同心情盡展了不同色彩。變化的已經不僅僅是地點、人物，更重要的是心靈和觀念中對聲音世界的認識。
這是卜大煒的擔當，自覺承擔起記錄樂團曆史的使命。在事件細縫中還原現場，已然成為他的神聖職責。我們在他的文論中聽到了呼之欲出的長歌短調，見到了已經不複存在的長亭短亭，聞到了曲折艱困時的長籲短歎，這些見證了國家樂團台前幕後的長文短箋，是一份從未被收錄的“城市音樂學”檔案，並將成為一份獨特記憶與樂團共存。
中國音樂家在交響樂領域取得的成就，已使外國同行感到一個新群體的崛起，如同外國人感到中國運動員在奧運會上的崛起一樣。中國交響樂團的存在如同中國體育團隊的存在一樣，令世界無法忽視。世界音樂家與中國音樂家彼此平等交換目光的夢想，終於在這幾代人上變為現實。雖然我們還沒有可以讓世界接受的好作品，但演奏的各國著名音樂家的交響作品，已讓世界感到了密集。中國音樂家渴望奪回幾十年荒蕪造成的空白以及迎來一席之地的時代不期而至。
卜大煒曾是個在無所事事的“文革”時代東撞一頭西撞一頭的癡迷音樂的少年，把一堆唱片和幾件樂器，作為斯文掃地時代維係個體生命價值的最後堡壘。每個地方都流傳著聚集了一圈愛樂者的才子傳奇，個個會樂器，拉得一手好琴，哼起音樂來讓異性暗戀。別以為是瞎闖，他們蓄勢已足，到了人生關鍵時刻，迷途知返，轉向有力，一頭紮進樂團，成為“國家級”音樂家。像許多被浪漫主義美學培養出來的青年人一樣，他身在樂團，心懸魏闕，關注譜文，無所不覽，渴望創造一種優美而崇高的文本，是一個具有人文情懷、持之以恒、敢於撕裂音樂之魂的理想主義者。有“文革”經曆的一批人幾乎個個成才，因為在逆境中成長的人具有超強的抗逆境能力，壓抑帶來兩種結果，一是壓倒屈服，一是光芒萬丈。看不見摸不著的人生軌跡無從知曉，這本書就是最具識別性的文本，讓人看得見源自金水河薄霧上的琴聲，怎樣被一圈圈放大，由小到大，由細變宏，最終發出衝天巨響。
2013年初，與卜大煒通電話時說：你寫了上百篇樂評，何不編輯成冊，芹獻同好，以規模化呈現，讓人產生“集成板”式的連鎖共鳴？萬事俱備，最後的編輯不過是分娩前幸福的陣痛罷了。未想，此話他當了真，到了年底，他便把與琴弓上蹦出來的音符一同蹦出來的文字收集起來，輯錄為洋洋灑灑的五大“樂章”。
五大“樂章”讀起來輕鬆，評論起來卻並不輕鬆，因為它包含著太多與眾不同的表述和挑戰性結論。不難看到，肯吃苦的卜大煒已經把目力瞄準了任何一個能夠提煉新文本的地方。這是他在弦裏弦外積累起來、讓自己的“係統”暢順運轉、用無數次揮弓和揮筆兌現的“資本”。
原載《千曲曉聲——卜大煒論文集》，文化藝術出版社，2014年。轉載於《中國文化報》2014年3月18日第6版，《音樂周報》2014年5月21日B7版，《人民音樂》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