撿起身邊的金枝——周明《挫琴發展史及傳承研究》序言
人最容易忽視的大概就是身邊的事物。與周明一起上大學時，從來沒聽她說起過父親研究的挫琴，更甭提她自己對待這件老器物的留意程度。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初啟，整個社會向外看，誰要是提到父母從事的鄉土文化研究，一準會被人視為鄉巴佬。西方現代音樂和表演技術與中國傳統，形同對局，水火不容。所以，在山東藝術學院主修小提琴的周明，從來沒提起過這檔子事。隔了那麼多年，到我們重新相聚，當年的追風早已煙消雲散，也是到了年齡，“糞土當年萬戶侯”的老同學不約而同開始看重家鄉文化了。2008年12月9日，周明突然來到北京，邀我到中國音樂學院參加由山東青州市政府組織的學術會議。她的發言是介紹父親研究了半輩子的挫琴。
用了半輩子拉小提琴的周明竟然選擇了這個題目。年輕時看不上眼的樂器，現在已經成為她與父親溝通的唯一渠道。那天，她告訴我，父親得了癌症，時間不多了。此時此刻，這件被父親握在手裏反複觀察、認真解讀的樂器，對於女兒來說，就成為連接兩代人的文化紐帶。挫琴的意義已經遠遠超過學術層麵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而成為一件親情與鄉情、血緣認同與鄉土認同交織一起的共鳴體。父親和父親撥弄過的琴弦，在她內心深處，真的變成一根痛斷肝腸的“心弦”。轉移了視角的周明，開始像父親一樣，看到這件遺落邊緣的古老樂器的現代命運，也像父親的眼睛一樣流露出絲絲傷痛。傷痛不但是為了鄉音，還有父親一生留下的唯一兩篇學術論文——一位縣文化館的基層幹部用心寫下的地方文化記錄。
那天的發言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發言中找到了一個女兒感恩父親的聚點，同時也找到了表達對父親情感和對父親熱愛的事物之間的平衡點。無疑，這也是本書的閃光點。
演奏四根弦的小提琴教師，開始關注十三根弦的“軋箏”（“挫琴”的古代名稱），這個轉變無疑是許多早年持“全盤西化”觀念的中國文化人的宿命。看到轉變，我就介紹她去荷蘭參加“歐洲中國音樂研究基金會”每年一屆的學術研討會。她有點怵，一方麵因為從來沒出過國，沒有參加過學術會議，另一方麵還因為外語發言。我告訴她：“語言不足音樂湊，一邊說一邊奏。你演奏的是一件全世界誰也沒見過的弓弦樂器，一定讓與會者發懵，誰也甭想提問題。”
果然如此，那次會議上，誰也沒聽說過的小提琴手如同誰也沒見過的古老樂器一樣，讓全場人都有點“懵”。邊說邊演奏的效果太好了，以至於沒人質疑，隻有渴望了解的詢問。大家被形狀奇特的古老樂器所吸引，也被她的音響細膩、宛如天歌的琴聲所征服，那些見了一輩子小提琴的外國音樂家根本想不到在中國最古老的城邦還藏著一件比小提琴早兩千年的弓弦樂器。宣講獲得了眾口一詞的讚譽，最後，她瀟灑地把千裏迢迢帶去的樂器捐給荷蘭萊頓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惹得主辦者荷蘭學者高文厚（Franck）與施聶姐（Antoinet Schimmelpeninck）兩口子合不攏嘴。
聽了她的“西遊記”，我也合不攏嘴。那時我正看樂器學方麵的書，這啟發了我提供一點材料，讓她把論文發展為一本專著。介紹了基本動態後，希望她放開手腳，把關注點擴大到整個弓弦樂器。她運氣真好，結果就在第一次申請教育部“國家課題”時一舉中標，獲得了課題經費。喜出望外的斬獲並未讓她高興，因為經費意味著十幾萬字的文稿。從那以後，她的生活分成兩半：一邊是小提琴，揮舞手臂，教學演奏；一邊是挫琴，收集資料，撰寫論著。“挫琴”之於她的生活已經與小提琴之於養家糊口一樣，成為意義相同的“重器”。
學術界確立選題的基本規則，就是避免重複，而最不容易撞車的就是一個人身邊的文化。她的書之所以能夠獲得“國家級課題”乃至引起讀者興趣，大概就是因為家鄉人講了家鄉事。本書開頭，周明就提出了一個很少被人注意的一件樂器與生態環境之間存在著必然聯係的問題。這件古老的樂器現在已經不是滿地都是了，在山東，隻有在青州城原來一片滿族人的聚居區，才能聽到其纖弱的聲音。這個空間，耐人尋味。如果作者不是生活於此，根本不可能觀察到為什麼這件樂器會僅僅出現在這個方言上與周邊完全不同的區域，從而解釋為什麼這件樂器會獨獨保留在這裏的曆史成因。清代滿族聚集區，無疑具有獨特的生活方式，體現在音樂上，就是流傳著這件普通老百姓製造不出、音量不大、風格文雅的“非常規”樂器。這使我想到河北省保定市易縣“十番會”保留著“軋箏”的現象，也是因為那裏是“清西陵”所在地，也就是滿族皇族為了看守皇陵專門辟為“陵戶”聚集區的地方。與山東青州駐紮滿族兵營的聚集區相仿佛，這個享受皇糧的群體，自然在文化上與周邊那些拉二胡、吹嗩呐的老百姓不一樣。他們手中的樂器，是屬於“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的那一類。少見樂器出現於兩個不同地區卻有著身份相同的居民的現象，足以說明它與某些特殊地區、特殊居民的必然聯係。樂器的養育環境和生存環境不是孤立的，而與特殊族群的文化需求相互纏繞。作者把這種關係引入樂器學的探討，就是把民族音樂學“文化中的音樂”帶入研究對象的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