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輩子做一件事一件事做一輩子
——《西安鼓樂全書》述評
中國音樂學界積幾十年之功而成的著作不多，楊蔭瀏從1942開始撰寫《中國音樂史綱》到1982年《中國古代音樂史稿》成書，勉精勵操，不遑寧息，倏忽四十年，完成了中國音樂史的奠基之作。繆天瑞的《律學》從1947年初版到1996年最後增訂，整整跨越了半個世紀，打造出一門學科的標誌性教科書。以生命代價換來的往往是後人對一門學科與一位學者的必然聯想，他們的名字與人類追求的某項偉大事業相聯，其人其書具備一份特殊的憑信和權威。2009年，李石根《西安鼓樂全書》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這部皇皇五卷本、包括記錄翻譯的七百首曲譜、三百三十餘萬字研究論文、數十幀珍貴圖片的著作，如同上列學者的著作一樣，從1952年步入門徑到2009年成書，從作者30多歲到90高齡，耗盡了作者半個世紀的生命，成為音樂學領域又一部窮畢生之力而為的著作。
李石根在資料整理與學術研究方麵的建樹，音樂學界從未有過爭論，《西安鼓樂全書》不是那種非要等時間老人剔偽存真、淘汰剔除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認識的著作，但作者卻是要經曆幾十年磨煉直到生命最後時段才被曆史定位和造型的人物。一個人從開始具備一種強烈使命感和曆史意識去完成時代賦予的工程，就會自覺不自覺地采取一係列永不停止的行動，像起跑的過山車，啟動之後就要一衝到頂。這是知識分子的自覺，沒人要求他這樣做，可他卻覺得必須做，因為他知道，隻有他能做。
1953年夏天，西安郊縣的民間鼓樂社迎來了第一批北京的音樂學家，中國音樂研究所所長楊蔭瀏和簡其華、孟傑、蘇琴，接到李石根的邀請信，前去考察剛剛發現的樂種，其時，李石根已經開始著手這個命中注定需要他的樂種了。楊蔭瀏和同事們聽了演奏，錄了音響，量了樂器，拍了照片，其後，完成了《西安銅器社》《西安鼓樂》的采訪報告。這次采訪和糅合二集的調查報告是劃時代的！
中國人對於西安有種特殊感情，因為那裏是曆史上兩個最值得自豪的朝代“強漢盛唐”的國都，也是中國人之所以稱為“漢人、唐人”的原因所在，尤其有著那麼多被詩人用最精彩、被後人禁不住傳送了一千餘年的詩句描繪的音樂故事的地方。楊蔭瀏、李石根等一代學者所做的事，就是從民間遺存的音響中重構一部活態的盛唐音樂史。他們在西安找到了被曆史遮蔽和遺忘的人群，這些人繼承著曾經存在過而且代代沿襲的知識。在官修正史和宏大敘述中，他們的身影以及其身影意味的知識都被抹去了，事實上他們從來沒有放下笙管，也從未忘卻笙管中儲存的知識。楊蔭瀏、李石根趕在像馬踏飛燕一般飛馳而過的曆史腳步之前，及時地鋪開了譜紙。曆史的聲響沒有留下空白。
這次采訪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域，成就了一批20世紀中國音樂學最踏實、最傑出的樂種研究成果。李石根從此再也沒離開過西安鼓樂，西安音樂界也從此成了該領域的專功之地。學問之事，貴能獨往，耐得住寂寞。老人家俯身民間，請疑問難，發誓要把這件事弄出個眉目來。他披覽史籍，造訪民間，心織筆耕，編目不輟，抄寫翻譯，聽辨修訂，這是一項需要像母親對待孩子一樣沒日沒夜、沒完沒了的工作，尤其那些根本無從對照的樂律學知識，加劇了疑案的複雜瑣碎，也是考驗學者的耐心與能力的試金石。在寂寞中掙紮的著書人，“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遠離市聲，執著於對曆史和真相的譯譜與還原，如此俯身，一晃就是半個世紀。
樂譜是種極為特殊的也是唯一保存音樂傳承真實性的媒介，比之文字更鮮活的是，它可以通過音響直抵原創者的心靈“現場”，“解壓”當事人的心聲。沒有掩飾也無法掩飾，沒有改造也無法改造，沒有造假也無法造假（造假者絕不會幹這項絕無好處的行當）。追溯事發現場，就是樂譜作為傳承媒介的天賦使命。超量的譯譜與記譜，無疑是《全書》的最大篇幅，也是這部以保存曆史真聲為旨的著作最有價值的地方。作者把民間抄本，一一寓目，蝟集諸事，不假他手，力所能及地親自翻譯了幾乎所有單曲（起、拍曲、耍曲、歌章）、套曲（套詞、北詞、南詞、大樂、賺、鼓劄子等）。不需加添任何成分便凝重異常的曲調，將源自盛唐氣象的莊嚴肅穆，毫無保留地賦予了八百裏秦川上的西安人。
幾十年來，李石根一口氣發表了百萬言令學界信服的論文，影響最大的有《唐大曲與西安鼓樂的套式結構》《中國古譜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泛論工尺譜的產生及其形成過程》《西安鼓樂的民俗性與宗教音樂》《日本雅樂與西安鼓樂的比較研究》《一種特殊的小三度調式對置——關於中國與日本民間音樂音階血緣關係的驗證》《西安鼓樂中音階變異》等。
他的著作代表了自西安鼓樂作為一門學科分支建立以來的最高研究水平。因為貼緊民間，習譜按韻，千嚼百咽，搔首苦心，因而能見人之未見，明人所未明。正是融入古典的平靜和半個世紀的堅守，使李石根在此領域推重當代，榮顯未來，大概也正是投入與積善，薪傳鼓樂精神的自覺使命和果敢擔當，使他得享高壽。立足家園，心無旁騖，是他整理遺產需要的平淡背景，雖然其中透發出了讓人心潮難平的未加回報的冷落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