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深度就是一個學科的深度 他的高度就是一個時代的高度
——《楊蔭瀏全集》簡介
《二泉映月》讓國人記住了創作國樂的大師華彥鈞，也記住了記錄國樂的大師楊蔭瀏。天籟之音已成傳統的象征、舉世公認的經典和“孤本絕唱”。隻此一事就足以見得楊蔭瀏要把所有值得珍藏的傳統保存起來的業績，所以人們也就把他認為值得保存的東西與他的業績一起保存起來。人們尊重懷念一位學者，就是因為他發現珍寶的目力。
楊蔭瀏之前沒有人把民間音樂當作一門正兒八經的學問看待。如同王國維把戲曲當做一門學問看待於是有了“戲曲學”，如同鄭振鐸把俗文學當做一門學問看待於是有了“民間文學”，如同顧頡剛把民間傳說當做一門學問看待於是有了“中國民俗學”，楊蔭瀏也認認真真地把民間音樂當作一門學問看待，於是有了現代意義上的“中國音樂學”。態度轉變就是學科誕生的機緣，文化自覺的意識和敢為天下先的行動，就是開山鼻祖和一代宗師的根基。楊蔭瀏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以一己之力把中國古代音樂史和傳統音樂研究提升到一門學科的高度，而且推至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
這些業績都收錄在十三卷本的《楊蔭瀏全集》中。曆經八年編輯，《全集》終於在采訪阿炳六十周年（1950年）的日子（2010年）麵世，其中包括作者從1925年發表文章至1984年去世期間的全部著述和記錄的大量曲譜，時間跨度也是六十年。楊蔭瀏是中國音樂學界第一位以全集形式而且以內容豐厚而驕人的學者，這是音樂出版史上從未有過的瑰麗無比的巨冊，《全集》幾乎囊括了音樂學的所有門類：音樂史、樂律學、古譜學、樂器學、琴學、考古學、樂種學、戲曲學、曲藝學、語言音樂學、西方宗教音樂、譯著、詩歌、創作等，足見視野廣泛，學殖淵深。
一代宗師不是以一本書享譽學界而是以係列著述支撐學科大廈的人。1949年後，作者以連續每年數種著述的高產讓學界震驚，產量大、質量高而且持續久，這個速度和耐力獨步天下。寫作論文與記錄樂譜，相伴相生，書中帶譜，譜中帶論，譜論相和，交相輝映。他是音樂界寫作字數、記譜樂譜、整理文獻最多的人，密集時幾篇文章、數種樂譜同時在寫作和排版，數量占到當時音樂學成果的三分之一，無疑是不爭事實。何謂大匠？翻翻《全集》目錄就知道了。超量著述讓一代宗師的桂冠當之無愧。他一個人就像一支軍隊，筆下集約了千聲萬律，百萬雄文，某種程度上說，中國音樂學界要以整支隊伍與其抗衡。
《全集》讓人看到了文化清理者一生記錄的超量音樂，那是一個個音符、一首首曲牌、一套套樂曲積累而成的驚天財富。楊蔭瀏一生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破國亡邑，儲夏鼎沸，清王朝衰落，持續半個世紀的戰亂，1949年以來諸種觀念的交鋒。麵臨文化生態的急速轉型，他清醒地意識到，農業文明以及連帶的傳統文化是一筆不應與封建製度一起被拋棄的財富。他知道家鄉有什麼，扛著沉重的鋼絲錄音機回鄉時，確信可以滿載而歸。他果然滿載而歸，帶回了《二泉映月》！成為以錄音記錄曆史而享譽終身的第一位學者。這次采訪不過是驚鴻一瞥，接下來的係列采風更讓人吃驚：定縣子位村笙管樂、智化寺京音樂、西安鼓樂、單弦牌子曲、湖南音樂普查等等。他明白自己的使命，棲息家園，埋頭苦幹，碩果累累，粲然可觀。不但是他的見識，而且是他的幸運，處於傳統文化生態最佳時段的收集者盆滿缽盈。可以說，即使後來有同樣勤奮者，也不可能見到隻有當時才能看到的原生文化景觀，收集如此海量、永不複生的傳統。那是曆史巨變期百年一遇的回光返照式的蔽天光焰，甚至可以說，鋪開譜紙，僅僅記錄就能名垂青史。任何傳統音樂的研究者都要感謝數個樂種、曲種的調查由他獨立完成以及由他的團隊一起參與完成的記錄。
此前，沒人知道音樂學家是幹什麼的，更沒人重視這個行當，沒有記錄民間藝人的曲譜和錄音，更沒有左一聲右一聲呼喚保護民間音樂的學術行為和政府行為。《二泉映月》讓人知道了這些扛著錄音機到處跑的人是幹什麼的。一曲奏罷，全都改變了！他讓民眾知道了一個古老而又其命維新的學科到底有沒有用。
20世紀前半段，西方音樂鋪天蓋地，從事西方音樂的人十分吃香，彈鋼琴、拉提琴、講肖邦、論老貝，頭罩光環，身披霞光，處處被人仰視。從事國樂者，土頭土臉，自慚形穢。遭遇一室，前者趾高氣昂，後者不聲不吭。但在音樂學領域，研究民族民間音樂的學者的地位卻大不一樣。判若兩境的區別就是因為有楊蔭瀏、呂驥這樣的一流學者和領導人撐腰。有這個立點與沒這個立點很不一樣！有了楊蔭瀏，從事中國音樂研究的學者就能擺出一副架勢，不但不覺得低人一等，反而雄赳赳、氣昂昂，一副引領學術前沿的態勢。這就是傑出學者的力量，把原來讓人看不起、在西方音樂一統天下的大語境中土生土長的學科抬到令人仰視的地位。毋庸置疑，力量來自研究者的豐碩成果。看看音樂學家的書架，中國人研究國樂的成果比起中國人研究西樂的成果不啻數百倍：三十多部中國音樂史（不完全統計），數百種民族音樂學專著，無計其數的學術論文，以及像長城一樣碼開的五大“民族民間音樂集成”、《琴曲集成》（30卷）、《中國音樂文物大係》。這個背景大家想過沒有，這批成果讓後人研究的起點站得很高，腰杆子很硬！
楊蔭瀏的最大貢獻和最高成就當然是中國音樂史。若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之前與之後有何區別？學術界的回答斬釘截鐵：天壤之別！楊蔭瀏對於曆史的關注、判斷和書寫，徹底超越了從文獻到文獻的舊籍模式，讓沉默的啞巴史唱出了歡暢大曲。他一生寫了兩次音樂史，1949年前寫了《中國音樂史綱》，1949年後寫了《中國古代音樂史稿》。曆史觀也因此劃為兩個時段：1949年前，采用科學世界觀，傍依西學樂律；1949年後，采用唯物曆史觀，定位音樂實踐。兩次轉向，第一次借助科學，第二次借助哲學。作者完成了從世界觀到史學觀的轉變，也完成了古代史學向現代史學的轉變，把從具體研究到整體係統自我升級的起點和支點，建立在音樂實踐的基礎上，因而日新月異，德望素隆。自幼學習樂器和昆曲的實踐，使他輕而易舉跨越了史學窠臼，一步邁進實踐空間。西方科學思想又使他借助現代手段，把古老的樂律學帶入科學實驗。當楊蔭瀏修史時，一顆鮮活的靈魂開始跳動，他用音樂實踐和科學實驗的雙槳蕩起了史學巨舟，從此沉悶的音樂史充滿了傳統音樂的朗朗聲韻。一係列采訪就是新型史學家為構築有聲曆史積累鮮活材料的一個個立點和觸麵。
修史是項需要長期思考才能完成的艱巨事業，既非一春，也非十秋，需要畢生守持，樂此不疲，非如此不足以成大業。一旦樹立起宏偉目標，就會建構前無古人的藍圖，凡有如此超拔精神者，都要耗盡畢生精力，“終身不可變異”（章學誠語）楊蔭瀏好像天生是為音樂史而生的，“敢直其身，敢行其意”，是少見的將個人意誌貫穿到底的性格堅定者。班固撰《漢書》，“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約公元82年）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宋］範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34頁。顧炎武《日知錄·著書之難》道：“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鑒》，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清］顧炎武：《日知錄集釋·著書之難》（中），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84頁。以此轉贈楊蔭瀏的音樂史大致不錯。
楊蔭瀏與同輩站在同一領域，同樣的研究對象，同樣的研究條件，同樣的時代氛圍，加上同樣的社會規則和生活背景，所有這一切都告訴後人，學術地位一如公平競爭的足球，楊蔭瀏做出了同代人沒能做出的業績，就是因為一生對活態音樂不棄不離的態度，他在音樂史中儲存了一世激情，鑄就了無愧於一生一世情有獨鍾的音樂和曆史的壯麗史籍。
《全集》中的許多文稿從未刊諸棗梨，許多曲譜一直保留著首次麵世時的麵貌——由作者手刻蠟板、油印裝訂。其中首刊的重要文稿當屬《國樂概論》（成書於1943年6月），這是20世紀專業音樂院校的第一部傳統音樂教材，之所以被漠視，不是因為內容而是書名。1949年後，大陸一律避開了與“國民政府”相關的“國學”“國立”“國樂”等字眼（像章太炎《國學概論》等難免不遭此厄），大家隻能眼睜睜看著因為沿用“前朝”概念，扼殺於繈褓中的教科書。篇幅上與《中國音樂史綱》相仿佛的《國樂概論》，把傳統記譜法全部捉置一處，博征典實，反複沉潛，務求名實之變而後可。工尺譜解讀、減字譜規律、文字譜來源、框格譜、唐宋“大字譜”，被二百餘頁的概論輕輕點破，可謂“樂譜學”的第一次係統敘述。寫於1943年前的教科書，放在今天，讀者會不會覺得“過時”？現在看來，如同沉默了半個世紀的《國樂的前途及其研究》重新發表引起的學界震動一樣（1989年《中國音樂學》第4期），它也許會讓人大吃一驚，油印於1943年的教科書與隔絕了半個世紀的論文一樣，將重新進入音樂學的關注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