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音樂研究所和北京古琴研究會簡直就是琴學複興的“夢工廠”，縈繞其間的無疑是20世紀50年代的那股千載一遇、一心向上的昂揚風氣。國家機構的優越條件，領導集體的眾望所歸，全國琴人的鼎力支持，成就了20世紀新琴學的一段夢境。琴家們查照冊籍，翻閱秘譜，裁文匠筆，著述頻出，一係列文獻資料被源源不斷地挖掘出來，整理成編，長長的書單，列舉起來令人眩目。
國家機構讓貧困潦倒的管平湖擺脫形役之累，獲得了從油漆工到全國首席琴家的光榮，讓查阜西獲得了實現彙集全國珍藏秘籍、編輯《琴曲集成》近乎奢侈的夙願。兩位琴學領袖以個人方式反映出來的集體意誌和文化先覺，以獨特魅力吸引了一大批信仰者。編輯《琴曲集成》的創意與成果，無疑就是國家認定和權威昭示，它將一路下滑的“八音之首”的話語權，再次賦予琴學並使之重歸本來就有的而且當之無愧的“至上”地位。文化自覺與國家名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覆蓋了新一輪闡釋，走向一元的“民族國家”核心理念，在樂器史資料整理領域終於綻放出第一片奇葩。也是時運舒暢，天人並應，一係列此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一項項落到了實處。畢竟呂驥、查阜西是在20世紀50年代能夠把話說進中南海最高領導層的人，於是，修資豐沛，琴家茲奮，一代琴人和學者共同把《琴曲集成》打造成20世紀知識分子最看重的音樂寶典。毋庸置疑，這累世大功都被琴家們情不自禁地與新機構的建立聯係一起。
2003年，對於普通中國人來說並無異樣，但對琴界來講卻是個值得記憶的年頭。這一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古琴藝術”列為“人類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此事如石擊水，產生了巨大波瀾。幾年過去了，從由此引發的一係列事件和社會影響來看，2003年的呼喚可以當之無愧地稱為21世紀琴學發展道路的新起點。當初懵懵懂懂感到“水暖”的中國音樂研究所，又一次預言了琴學新時代的到來。如果把中國音樂研究所1954年促使“北京古琴研究會”成立作為第一輪啟動琴學複興的重要事件，申報“古琴藝術”為“人類口頭與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就是第二輪的大力助推，這個學術機構命中注定要為琴學複興做出不同凡響的貢獻，承擔複興之路的光榮使命。
越來越密集的琴學活動，伴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氛圍的釀成，使“瑤琴玉音”日益深入人心。以文化複興理念來衡量國家軟實力提升和傳統回暖的就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把中國元素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展示。國人再一次聽到的古琴和昆曲，與宣誦的《詩經》和卷軸畫形成統一格調。舉世矚目的鳥巢，把細微變為鋪天蓋地音響的琴韻，以雷霆萬鈞之力，回淹了丟棄自己的同胞。消解古琴先天優勢的大眾文化，正以公正態度恢複傳統的標尺，逐漸形成催生琴樂呈現新麵貌的強大動力源。不過幾年，曆史學家就可以重新評價這幾年的琴學大事了，如同琴界把1960年“古琴普查”視為當之無愧的撬動事件一樣，把2003年教科文組織的認定視為轉變國人觀念的啟動事件已經不存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