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表述中的集體記憶一個機構的光榮與夢想
整整一個甲子足以讓中國第一家音樂研究機構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成為“中國音樂學”這一學科的代名詞。過去六十年間，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采錄了七千小時的民間音樂音響，收集了三千餘件民間樂器，積累了二十萬冊音樂書譜，編撰了五百餘部學術書籍，培養了四百多位博士碩士。這份可以用數字表達的成績單足以令人敬畏。這是中國知識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術重鎮”，其所從事的基礎建設與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映照出20世紀以來中國文化主脈和學術精神的基本取向。
20世紀，中國音樂學界需要做出諸多能夠與新型國家的宏偉藍圖相匹配的成就和奇跡，太多太多空白需要填補。社會需要一本與泱泱大國的厚重曆史相匹配的音樂史，一本與千姿百態的民間文化相匹配的民族音樂教科書，一本彙聚典籍樂語、民間口碑、解釋詳盡的中國音樂詞典，一係列展示不同音樂品種的樂譜集，一係列展示中國音樂麵貌的圖像集……還有，舉薦一首負擔得起“中國精神”的典型樂曲。
中國音樂研究所的第一代學人，必須完成上述使命。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都充滿期待。楊蔭瀏、李元慶，攜手比肩，不辱使命，一項項完成了“天降大任”。《二泉映月》誕生了，一個時代終於找到了一首可以托付整個“中國精神”的“聖詠”。《中國古代音樂史稿》誕生了，《民族音樂概論》誕生了，《中國音樂辭典》誕生了……可以說，楊蔭瀏撰寫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郭乃安主修的《民族音樂概論》、繆天瑞主編的《中國音樂詞典》，就是中國音樂研究所的“兩彈一星”！一史、一論、一典，“共三光而永光”！三項成果，是中國音樂學的奠基性成果、拳頭產品、品牌寶典，而以三位音樂學家為代表的學術群體，也是中國音樂學的“功勳”學人。
楊蔭瀏、李元慶的學術生涯，富有實績，令人矚目，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建立了第一個專業研究機構，使之成為彙聚音響資料、樂器庫藏、書譜資料三大富礦於一體的“學術重鎮”。
一個機構必定有一個基本定位，或者說一個硬邦邦的“核心理念”。導航者楊蔭瀏、李元慶提出的“收集、整理、研究民族民間音樂”的大政方針，是中國音樂研究所的“核心理念”。這個低調紮實卻超越時空的口號，意義恒定，意味深長。核心理念並非貫穿於楊蔭瀏、李元慶在任的“第一樂章”，黃翔鵬在就職典禮上的一席堪稱經典的演說，依然重申了這一理念：“以資料工作為中心。”幾代學者的抱負與胸襟，都因核心理念的貫穿引領，得以施展。改革開放後的兩任行政長官黃翔鵬、喬建中，在楊蔭瀏、李元慶就任的地方，秉承核心理念，創造出了新風格，演繹了他們的“第二樂章”。他們都在中國社會和學術界一味“向前看”、一味“講發展”的時刻，發出厘清觀念、關注傳統的聲音。所長們的聲音從來不會缺席，也從來不會被忽視。六十年來，中國音樂研究所始終秉承獨樹一幟的核心理念，踏踏實實，一磚一瓦，搭建起了中國音樂的基本資料庫，並以其豐富藏量，長久地影響著學界。第一次境外樂器展回敘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1999年，我無心插柳，在藏品利用方麵，做成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香港每兩年舉辦一屆“香港藝術節”，除了本地團體翻來覆去的舞台節目外，組委會不知道添加什麼項目可以改變舊貌。香港中文大學音樂係的餘少華教授，每年參加組委會會議，作為谘詢，負責提交新議案。其時，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就讀。他征求我的意見，我便向他談了中國音樂研究所收藏的樂器，建議“藝術節”辦一次展覽。於少華教授是研究音樂史的專家，當然懂得其中的意義。方案交上去了，沒想到，很快就獲得了香港政府批準，批給專款十七萬港幣。
這下可把我樂壞了。高興歸高興，麻煩接踵而至。如果把這筆錢從正規渠道電彙北京，性質就是“國際彙款”，手續費高達近萬元。我們當然舍不得把錢花在這上麵。“為了節約每一個銅板”，我建議香港文化事務署把錢劃到我的個人賬戶上，由我帶過海關，采用國內彙款，寄回北京。政府很理解我們，也很相信我，方案獲準。於是，十七萬港幣就劃到了我的賬戶上。迄那時為止，我的賬戶上還從未出現過這麼多錢。
按照海關規定，每人每次隻能帶現鈔五萬。怕被查扣，按規定行事。迄那時為止，我也是從未帶這麼多錢出門。為了保險，叫上宿舍同學陪著。當時，我還申請了一台“中國南北民歌小調演唱會”，也撥付專款十一萬港幣。後來喬建中把此事委托給中國音樂學院沈誠教授承辦。這筆錢也要帶過海關。一打聽，到深圳銀行彙港幣，也算“外幣交易”，手續費同樣貴得難以接受。於是我與喬建中商議，在銀行按當日價把港幣兌換為人民幣。彙人民幣的手續費，可就便宜多了，一萬元一百塊。當時，港幣兌人民幣，比價是1∶1.2，也就是十元港幣兌換十二元人民幣。私人兌換價更高，但深圳常發生私人兌換被人“掉包”的事，所以不敢“試水”，老老實實在中國銀行辦理。這也占了大便宜似的。
電彙很快，馬上就可以查詢。那時沒手機，隻能到郵局打長途電話。第一次彙款後，立刻轉到“深南大道”“蔡屋圍”中國郵局，用長途電話詢問中國音樂研究所的會計周豔霞。待她告知收到，才算鬆了一口氣。後來，就不用每次打電話了。如此三番五次，就把這筆專款一點點挪回中國音樂研究所，最大限度地節約了開支。
樂器展開幕後，在中國音樂研究所收集了大半輩子樂器、定居香港的孔德墉，請參展人員吃飯，高度評價我的“無心插柳”和“非法交易”：“你做成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這就是我所說的“驚天動地的事”的語源。未想到，竟然在“資本主義的大本營”完成了“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夢寐以求的“不可能完成的事”。中國音樂研究所曆史上第一次出境樂器展，是用資本主義的金錢，在資本主義的城堡，爭了社會主義的光。因曆史原因擱置了十年（“文革”）、又被晾曬了十多年的積累，終於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搬到了維多利亞港畔，向世人展示了中國音樂研究所的“核心理念”。
1999年秋季，時任陳列室主任的蕭梅，與劉曉輝、張麗華等，到“香港演藝中心”二樓布展。我和蕭梅、劉曉輝、張麗華等自己動手，在限定的兩天內布置完展品。我們認同自己的選擇，心意相通，知道這是對前人十幾年辛勤收集的最好回報。
看著展品和圖片一件件歸置到位，我和蕭梅捶著累得直不起來的“老腰”，感到心裏美滋滋的。不禁想到巴爾紮克的話：“逃避了分內的痛苦，就談不上痛苦所有的可歌可泣的詩意……”巴爾紮克：《都爾的本堂神甫》，傅雷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28頁。開展那天，看到蕭梅眼裏放著藍光，像維多利亞港灣裏的海水一樣明澈！前人之苦心，宜可稍慰矣！
為期一個月的“香港藝術節”樂器展，名為“樂種——中國傳統樂器的不同組合”。我起了這個名字，喬建中和蕭梅都稱讚，就定了下來。展品內容為：古代宮廷祭祀與文人音樂、戲曲曲藝與民俗鑼鼓、北方笙管樂、福建南管、苗族蘆笙與銅鼓、新疆十二木卡姆、藏傳佛教法器等十種組合，共一百零八件樂器。配合樂器還展出了與傳統樂種相關的圖片六十幅。蕭梅製作了半小時錄像片，在展廳一角循環播放。我寫了簡短解說詞，餘少華翻譯為英文。這種小型展覽不成想成為了一種模式。“取精而見宏，積小以示大。”後來幾次外展，基本都沿用這一模式。
當年背的毛主席語錄有：“農村是廣闊天地，年輕人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後來網絡語言反其道而用之：“城市是廣闊天地，農村人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當年我們在香港則把它改為：“香港是廣闊天地，內地人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件事想必就是我們一代人的“大有作為”。繼續拓展空間
這次與香港中文大學音樂係的合作立刻引起了“連鎖反應”。一直與香港中文大學“暗中較勁”的香港大學音樂係，不想讓“對頭”獨占風流，也要與我們“合作一把”。於是，產生了第二次“香港音樂文化展”。當然這次並不局限於樂器，但主要展品還是樂器。2001年9月27至2002年1月8日，中國音樂研究所又與香港大學音樂係聯合在“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舉辦了名為“古樂風流”的“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大展”。於是，參展樂器再次浮舟江海，擺到了“香港島”最高處“薄扶林”的聚光燈下。9月25日，喬建中、劉東升、韓寶強、秦序、李兵、曹明申，赴港參加開幕式。與第一次展覽的最大不同就是開幕式的熱烈隆重，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音樂係主任榮鴻曾等嘉賓，正裝出席，場麵歡暢。喬建中代表中國音樂研究所講話。最精彩的插曲是，喬建中當場介紹落戶香港、也是樂器收藏貢獻最大的人物之一孔德墉。當他站起來接受大家鼓掌致敬時，我拍下了那張令孔德墉感慨萬端的照片。“老主人”注定要與“老器物”相逢，哪怕天涯海角，哪怕隔代跨輩。此時此刻，他獨占觀眾席，盡享尊崇，可謂：托音研所曆史於一人之身，受陳列室光榮於一人之肩。在北京編輯、香港印刷的《古樂風流——中國樂譜樂書與樂人》和《古樂風流——中國樂器》兩本精美圖錄，以中英文對照方式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