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氣不但成雙配對，而且接二連三。我在香港遇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下屬“澳門文化局”的仇麗芬小姐，照此模式，向她舉薦中國樂器展。她回去彙報後獲得了文化處蔡誌雄處長批準。因為預算要到翌年才能批複，所以事情到了2002年我回北京後才有眉目。5月25日，獲得年度預算經費後，“澳門民政總署”的餘永鴻，來北京商談2003年4月在澳門舉辦樂器展的事，王子初、蕭梅接待了他。2003年初，“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向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外聯局發函，於是我們開始辦理從文化部外聯局、國家文物局到注冊保險、航空運輸等一大堆的繁瑣手續。
2003年4月11日至5月22日，題為“妙音繞梁——中國樂器與樂種”的展覽在最繁華的市區中心、具有三百多年曆史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大樓附屬“畫廊”開幕。張慶善副院長、項陽出席開幕式。兩家合作編輯出版的同名圖錄，把原來的模式“變了變臉”，翻譯為葡萄牙文。秦序、項陽、陳燕婷、劉曉輝和我，分期到澳門為觀眾介紹展品“一百單八將”。
如果說上述展覽還是在中國領土舉辦的話，那麼真正走出國門的則是法國樂器展。2004年2月10日至3月10日，作為“中法互辦文化年”活動中的重要項目之一，由中國音樂家協會、巴黎中國文化交流中心、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的“中國古代樂器展”，在巴黎剛建的“中國文化中心”展出。中國駐法國大使趙進軍、法國“中國文化中心”主任侯湘華、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甘英烈、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張慶善、巴黎華商會會長卓旭光、蒙圖瓦爾音樂博物館館長阿黛麗娜·普、中國音樂家協會和中國藝術研究院代表團，出席了開幕式。喬建中和我，為觀眾介紹中國樂器，中央音樂學院五人演奏小組，在昔日皇家貴戚的樓宇中做助興演出，林晨也在布滿巴洛克風格油畫的客廳裏演奏了古琴。香港版的畫冊《中國樂器》，這次被譯成了法文。
我和喬建中步出“中國文化中心”，站在塞納河“亞曆山大大橋”邊，迎著巴黎冬日的燦爛陽光，不禁感歎，我們這代人總算把中國音樂研究所的“核心理念”搬到了歐洲。5月12日至6月30日，“中國樂器展”移至波蘭。蕭梅、崔憲赴波蘭，參加中波建交55周年活動中的“中國音樂文化精粹”展覽。
上述展覽不但為宣傳中國音樂研究所也為宣傳中國文化起到了作用。說起來一係列對外展覽，我都參與其中，見證了使前人的蒐集走向境外的曆程。“誠百世之良遇也”［三國］韋弘嗣：《博弈論》，［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五），李培南、李學潁、高延年、欽本立、黃宇齊、龔炳孫標點整理，龔炳孫通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285頁。若非改革開放的大環境，絕不可能獲得如此機遇。我為開始的那次“無心插柳”感到既幸運也驕傲，更為前代人的積累而深懷恐敬。胡適說“功不唐捐”（“唐捐”白白丟了的意思）：“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的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胡適的話，真是樂觀，真是應驗。前人播下種子，看不見樹陰，甚至根本沒有想到樹陰，然而種子破土而出，讓參觀者驚歎中國音樂研究所第一代建設者栽種培育的參天大樹——上追秦漢、下接明清、發於窮鄉僻壤之中、登於名城錦都之列、焜耀世界樂器之林、精美絕倫的“大國神情”。前代人篤守國器，精勤奮曆，抗誌十載，鍥而不舍，成就了一份偉絕鴻功。沒想到，前麵提及的“核心理念”，竟然是在這個層麵映入我的腦海，支配了我的行動，形成我與前代人的呼應。天之所以饋贈我輩何其厚也！ 工作重點轉移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於2002年從新源裏西一樓搬至惠新北裏甲一號，整個機構進行了大規模調整。原所屬圖書館、樂器陳列室並入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行政、財政、後勤並入院內。音樂研究所從一個獨立運作、五髒俱全的機構，變為純粹的研究機構，人員銳減，定位也從資料中心、學術研究，轉為單純的研究和教學。
（一） 研究生教育異峰突起
如果說黃翔鵬、喬建中擔任所長的時期是研究員“人頭最旺”的時期，那麼我出任所長的時期則是研究生“人頭最旺”的時期。2002年，新源裏西一樓劃歸“研究生院”，原來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部”改名“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建院伊始，經費緊張，為破困局，擴大招生是唯一出路。最有希望的就是音樂學專業，於是我們瞬間成為“人頭最旺”的第一大係。2003年始，一年的招生量相當於過去“黃埔三期”的總數。最多時一年招收博士十餘名，碩士二十餘名，三屆在校生近百名。之所以有這麼多考生，是我們到處宣傳的結果（因需交學費，與教育部所屬音樂院校的免費相比缺乏競爭力）。不能不說功課做到了家，才有了迅速崛起的規模。幾年下來，研究生院名聲大振，考生瘋長，振振而有生氣，已經到了不需宣傳的程度。
研究生教育成為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的新亮點，也成為音樂研究所工作的新亮點。音樂係相應製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導師們都懷有為音樂學教育摸索方法的抱負，起草教學計劃，編訂教學方案，提出參考書目。教育界的會議上，終於有了我們的名份。
音樂係按部就班安排了各種教學活動，除國內學者講座外，也舉辦了世界各地學者的講座。我們把“不請自到”的外國學者稱為“打劫式”講座，因為沒有經費請人家從國外到中國，隻能采取到處打聽誰來訪問、順道邀請的形式，既節省教學成本，也提高教學質量。陸續來講學的外國學者與講座題目是：美國安東尼·西格（Anthony Seeger）講“音樂人類學”，美國亞利山大·迪亞（Dea）講“印度尼西亞加美蘭音樂”，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潘舒雅（Beth Szczepanski）講“民族音樂學”，德國約瑟夫講“東歐民間音樂”，美國匹茲堡大學榮鴻曾講“香港南音說唱藝人研究”，荷蘭學者高文厚（Franck）與施聶姐（Antoinet Schimmelpeninck）夫妻講“西北花兒采訪錄”，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楊沐講“社會性別研究與音樂研究”，日本山口修講“應用音樂學”，美國李海倫（Lee Helen）講“納西經樂”，香港城市大學楊漢論講“現代作曲技術”，台灣王秋桂講“民俗學”，美國琴家葉明媚講“古琴音樂”，香港中文大學曹本冶講“儀式音樂”，德國哈勒大學民族音樂學施韋爾科爾（Prof Dr Schwoerer Kohl）講“東歐音樂”。另外我們還聘用了澳大利亞學者米思奇（Peter Micic）、意大利音樂學家林靜和（Enrico Rossetto）等人。
（二） 申報世遺
2001年以來，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後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成為研究所的主要工作之一。2002年，在田青、王子初、韓寶強、李玫、吳釗、林晨等人的努力下，完成了“古琴藝術”申報書的編寫、翻譯及錄像片製作。2003年底，“古琴藝術”成功入選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人類口頭與非物質遺產代表作”。
2005年11月，我作為國際評委，出席在法國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召開的第三批“人類口頭與非物質遺產代表作”評審委員會評審會議。坐在一百年前一群西方人討論中國如何瓜分的城市討論中國文化如何保護，這種變化至今讓我回味無窮。25日，我國獨立申報的“中國新疆木卡姆藝術”、中國與蒙古國聯合申報的“烏日汀多——蒙古傳統長調”獲得通過，成為繼第一批“昆曲藝術”、第二批“古琴藝術”之後新的“人類口頭與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在各國大使參加的歡呼雀躍的慶典儀式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國家強盛”意味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