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流滾滾——七千小時錄音與“世界的記憶”
沒有文字的曆史，是口傳的曆史；有了文字的曆史，是平麵的曆史；有了錄音的曆史，才是多維的曆史，而對於音樂史來講，這樣的曆史才算完整。可以說，完整的音樂史是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開始的。作為音樂家，楊蔭瀏、李元慶趕上了這樣的時代，所以也做出了前人做不出來的“擲地有聲”的業績。習慣於按下放音鍵回放音樂的當代人，隻能約略體會剛剛聽到錄音的音樂家伴隨20世紀來臨時的欣喜，終於可以把喜歡的聲音錄製下來一遍一遍、循環往複地回放了，對於渴望把心裏蹦出來的、嘴裏唱出來的、手裏彈出來的、耳朵眼兒聽到的美好旋律永遠記下來的音樂家，就像渴望永葆青春美麗的女人一樣，眉開眼笑，樂不可支。這套工具真的如同化妝術、美容術之於女性，起死回生、長生不老的煉丹術之於帝王一樣，讓音樂家歡喜雀躍，流連著迷。錄音技術的發明是音樂世界中一場真正意義的革命，對於聽覺藝術來講，簡直就是建立了“音樂”之所以成為完整意義上的“音樂”的基點，簡直就是載著所有擺弄聲音的從業者找回聲源的揚帆巨舟。錄音技術打破了人類記錄曆史的載體和工具主要依靠文字的單一途徑，把字母字、圖形字、方塊字以及一切平麵符號不能記錄卻勉為其難、越俎代庖的聲音信息收錄下來，讓那些嘲笑音樂史是“啞巴史”的譏諷，留在了寂靜的曆史中。如同觀看默片隻見人張嘴、不聞同步聲的別扭畫麵，不對稱、不合拍、不近人情的寂靜畫麵，終於配上了音色有別的同期聲，而且到了不棄不離、如影隨形、非要樂聲湧起才能撼動人心的程度。一部吟詠歎讚、吹拉彈唱的曆史，開始成為音樂家了解的曆史。聽覺係統第一次在表述曆史的領域中派上用場，熱熱鬧鬧的動靜，有聲有色地擠進了曆史檔案。
錄音機的發展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那便是音響資料以史無前例、昂首闊步的姿態，湧入了記錄曆史的行列。錄音機為音樂家進入曆史，堂而皇之地注冊。使音樂家成為有資格守護曆史並為真實而辯護的大嗓門巨人。
技術發展到當代，人們才能逐漸認識到“視聽遺產”對於曆史學的意義。對於音樂藝術來說，錄下了聲音的音響檔案，幾乎就等於音樂史的全部，是一係列“尋聲暗問彈者誰”的研究計劃得以實現的技術保障。數碼時代，各種各樣、不同用途、記錄音響的終端產品泛濫成災，產量驚人，成為代替獨霸天下、無聲無息的紙介質的傳媒之一。沒有人再敢把音響製品不放在眼裏，音響產品把無聲無息的傳遞變成吵吵鬧鬧的傳播，把城市集鎮、大街小巷填滿聲音。魔法般喚醒的世界，終於以原本樣態展示出了世俗風情。同樣，錄音機留下了民間藝人的真實心聲和抹不掉的高歌遊吟。對於音樂家來說，錄音機的按鍵才是真正讓靈魂快樂到出竅的鍵鈕。“世界的記憶”
1996年，中國音樂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無意間將20世紀50年代以來收集的音響資料情況，報告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未想，對方立即派來了專家。1997年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這批七千小時的民間音樂錄音資料以“世界的記憶”項目（1992年確立為專門保存無形文化遺產而設），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注冊的“音檔保護單位”。中國之後，又授予了具有百年曆史的“奧地利國家音響檔案館”（1999年）和“德國音響檔案館”（2000年）。教科文組織也不知道是不是應該頒發一張獎勵性證書，直到中國音樂研究所提出要求，秘書處官員才意識到應該頒發一張榮譽證書。於是，2001年3月12日，中國音樂研究所辦公室的夏銘竹，到文化部取回了巴黎轉來的證書。時任中國音樂研究所所長的喬建中讓我到東直門外新源裏（中國音樂研究所對麵）衝洗照片的小鋪，花五十元錢做了一塊今天看起來相當粗糙的金黃色銅牌子（當時還有人覺得浪費）。寫下這件小事就是因為它可以反映了當年的經濟狀況。和今天的大手大腳比起來，實在覺得太小家子氣，寒磣了自己的“招牌”。不管怎麼說，標有教科文組織標誌的《世界的記憶》證書，轉換成一塊銅製的金燦燦的牌子，掛到了中國音樂研究所圖書館的大門口。
20世紀80年代，學者們不知道自己做的事到底符不符合國際標準，有沒有學術價值，值不值得驕傲。不了解海外同行怎樣收集、怎樣保存以及怎樣評價中國人過去的工作。“天上掉下來一個林妹妹”奧地利音響檔案館館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音響專家舒勒博士（Dietrich Schüller），來到這裏。無須說，該館建立時中國還在呻吟，麵對人家的漫長曆史，我們免不了底氣不足。中國人的一舉一動還暫時擺脫不了以歐洲的技術體係為評判標準的模式，所以免不了被放置到人家的天平上衡量一下。
一個奧地利音響檔案館的館長舒勒，一個中國音樂研究所的所長喬建中，客客氣氣，麵對麵坐了下來。外國客人渴望了解中國人在過去五十年間幹了些什麼，中國主人渴望了解外國人對中國過去五十年幹的事怎樣評價。兩位年齡相仿的男人，都在過去積累了豐富的專業經驗，不用探尋職業深度，一兩句話就知道對方的學術積累。對話背後，彼此仰仗的是專業機構、采訪閱曆和隻有音樂家才有的直覺，這些背景彙聚起來就是那場“奏鳴曲”中的主部主題。賓主寒暄，聊了幾句就投緣了，不但表達了共同合作保護音響資料的意願，而且表達了聯合田野考察的意願。一拍即合，相談甚歡。
我們太熟悉這堆資料了，到了不以為然的程度。到過中國音樂研究所圖書館的人都知道那塊放置錄音帶和唱片的地方。位於四層建築的最底層，地板經過數十年磨損亮光光的，滿屋子輕輕散發著一股黴味。一排排原木書架，多年緊靠，超額負重。工作人員免不了慌慌張張用力後關不上門，長期如此，櫃門有點合不攏，一兩個門扉不知道哪裏去了。錄音帶、唱片，放的過密，相互擠壓。最上層的摞在書架上麵，有幾張翹在外麵，讓人擔心一不小心會掉下來。沒有溫度調節設備，沒有水氣控製設備，一切靠自然環境的調節。如此狀況，卻承載了一份無價之托。
舒勒邊走邊看，時而抽出一兩卷錄音帶，時而抽出一兩張膠木唱片，彈彈塵土，靠近窗戶，對著陽光，眯起眼睛，仔細打量，估摸著狀況，時不時提一兩個問題。從重得像塊鐵疙瘩的鋼絲錄音帶（可鑒主人身負“重擔”走村串巷、滿世界跑的辛苦），到大多數人沒見過的滾筒錄音帶，再到各種規格的開盤錄音帶，以及20世紀80年代開始時興的盒帶、金屬帶，他都一一過目，並隨手抽取幾盤錄音帶和幾張唱片，到錄音機和唱機上播放聽檢。最後，“老外”走出圖書館，表達了由衷地讚歎。
這是中國音樂研究所聽到的外國專家的真實評價，起初覺得過譽，待終於有機會到奧地利親自看一看他們的收藏，才如夢初醒，恍然大悟，原來楊蔭瀏的團隊做的事，的確是全世界上的最大盤子，水平一流！世界上不多幾家音響收藏館，沒有像中國音樂家一樣收集過如此海量的民間音樂，甚至有著相同文化政策的朝鮮、越南等“社會主義陣營”也沒有如此大麵積地收集過傳統音樂。正如舒勒所說，印度、埃及都有曆史悠久，音樂不比中國少，但文化機構沒能像中國人一樣有所作為。
有曆史是一回事，收集曆史是另一回事。中國不但有曆史，還善於收集曆史。這一點過去如此，現在還如此。楊蔭瀏、李元慶之所以能夠做出經天緯地的業績的原因，就在於此。沒什麼了不起，祖宗八輩就是這麼幹的，到了這一代人，還是這樣幹。這大概就是印度、埃及為什麼沒有像中國音樂家一樣積累起驚天財富的原因。傳統讓中國人永遠這樣行事！這樣行事在中國太普通了，反倒讓外國人一總結，才覺得自己的“下意識”如此超前，如此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