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音樂研究所的音響資料之所以不同於一般錄音製品，就在於配備了相關信息，因而身價倍增。錄音大部分來自專業研究人員從1950—1996年經過四十六個年頭遍布全國的考察搜集，其中也有邀請民間藝人到北京的錄音，來自各地音樂機構或組織以及個人的饋贈，還有不同地方廣播電台或廣播站的轉錄。
楊蔭瀏和李元慶親手培養了一支高素質的隊伍。收藏民族寶藏的理想，使圍繞在他們身邊的技術人員與他們一樣長時間保持了同步的學術意識，這種意識帶來了一批快馬加鞭的累累碩果和學科理念催生的音響。爆炸式遞增，是這批人沒日沒夜、一點一滴、滾雪球般積累起來的。掐指算來，這支隊伍的成員當年都是二三十歲的人。幹出這番經天緯地大事的人竟然那麼年輕，與其幹成的事業分量比起來似乎太年輕了，年輕得讓人不敢相信。以往的年輕人悶在家裏幹點不起眼的事，聚到一起，跟著李元慶和楊蔭瀏，竟然爆發出了排山倒海的能量，把千山萬水之外的錄音全部劃拉到懷中。他們一手建立起來音響資料館，讓七千小時的分量壓在輕飄飄的音響曆史的開篇。音流滾滾
如果說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圖書館有圖書、樂譜、唱本等藏品可與一般圖書館的概念對號入座的話，錄音儲藏則是另一片全然不同的綠洲，也是國家收藏史中最晚添進來的神話之一。位列全國之冠的音樂檔案棺，把飄浮在神州大地的滾滾音流聚攏一起，彙成一股衝天巨響。在李元慶、楊蔭瀏帶領下，一班人馬把個“鼓全鑼不全”的圖書館配套成龍，攬了一樁即使有金剛鑽兒也沒人敢攬的“瓷器活”。如果不聽音響，誰也不敢相信，憑著幾台老掉牙的機器就把偌大一個國家中幾乎所有民間音樂的品種收集齊全。好在，那個建立神話的時代出現的神話是一摞摞的，解釋起來順理成章，比起把貧油的國土挖出石油、比起把天塹化為通途、比起把小米加步槍換為氫彈、原子彈，這點事似乎算不得什麼，但對於音樂界，這個庫藏放射的能量，確實如同原子彈！
20世紀50年代以來，特別是八九十年代，所有願意伏身民間的中國音樂學家、作曲家、表演藝術家，都曾到中國音樂研究所的圖書館聆聽過田野吹來的“國風”。著名作曲家朱踐耳、李煥之、吳祖強，音樂學家汪毓和、戴彭海、陳聆群，表演藝術家毛阿敏、關牧村、薑嘉鏘等。音樂家們帶著一副癡迷神情，眯著眼睛，目光悠遠，好像迷失於田野上的孩子。參觀者無不偏愛聽一聽老唱機播放的出版於一百年前的老唱片。風靡世界的簡便錄音機雖比手搖唱片機用起來方便，但對於老派音樂家來說，那可不是隨著唱片轉速的減弱而飄忽不定、吱吱啦啦的音響，而是一段流淌著懷舊詩情的歲月，正是因為要手把搖杆、上緊發條的過程，才增添了自我加工的迷醉感。許多音樂家喜歡一邊跟收藏者聊著關於這段錄音來自哪裏的問題，一邊守在錄音機邊，聽著按原速轉錄中壓得很低的音響，迷迷瞪瞪地感受民歌的濃艾苦香。此時此刻，即使是一首普通民歌，都會有閱讀兩千年前《詩經》、一千年前《竹枝詞》、一百年前《掛枝兒》的浪漫錯覺。
作為收藏領域最柔軟最無形的地帶，音樂圖書館瞄準的是一切與聲音有關的“風語”。錄音徹底改變了人們閉耳塞聽的經驗和隻用眼睛吸納信息的渠道，打開了一個讓人進入“曲館、劇場”，見到大師、巨匠，親耳聆聽、仰慕已久的“真人版”的願望。想想吧，你能聽到聶耳自己演唱的《義勇軍進行曲》，你能聽到阿炳自己演奏的《二泉映月》，你能聽到梅蘭芳自己演唱的《貴妃醉酒》，你能聽到色拉西自己演奏的馬頭琴《天上的風》，哪是啥感覺、啥滋味呀？雖然有經過降噪、拚接、混響、修飾一新的音像製品，曆史主義的本真卻永遠會在音樂家心底湧動，因為他們對音樂藝術自有一番不同於店鋪音響的獨特理解。
音響設備與學術研究結合，催生出了一個學科。一個剛剛開始有理念卻沒手段的學科，遇到了科學技術的強大幫手，處於邊緣的“受氣包”一下子被扶到了學術大堂的中心，毫不客氣地把許多古老學科擠到一邊。這個學科就是三十年前的“民族民間音樂”，今天的“民族音樂學”。民族音樂學運氣真好！利用迅速積累資料的機器，把新生變成老成，把銳氣變為城府，把英姿勃發變為羽扇綸巾。相比而言，由西方無數高產作曲家聯合起來、集體行動、日積月累的作品集——幾乎可以稱得上全世界增長最快、汗牛充棟的樂譜集，在民間音樂采訪積累的樂譜集麵前，一下子就變矮了。誰敢在五大《中國民族民間音樂集成》麵前“擺譜”呀！機器的速度，超越了所有專業作曲家的速度！民間和曆史的強大，借著錄音機的轉速，瞬間變成巨人，達到隻有流星才能達到的速度。一個巨人式的學科一蹴而就，一舉成名，它一張嘴，就響徹雲霄，蓋倒了所有聲音，讓藝術門類的其他學科帶著酸溜溜的腔調在民族音樂學家麵前表達出高度嫉妒背後隱藏的高度羨慕。錄音機讓一個古老學科在最短時間完成了現代學科必要的資料積累，數千小時連接起來的“長城”，使任何一個學科都睜大了眼睛，豎起了耳朵。後人帶著敬佩之情稱頌楊蔭瀏改寫“啞巴音樂史”的說法，不僅是指文本加進的大量譜例，而且是以他親手收集的大量音響為支點。錄音機幫助一個學科從坐而論道到深入田野，徹底轉變了運作方式，改寫了幾千年的規則。
後人不無羨慕地認為，楊蔭瀏和李元慶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如同比爾·蓋茨、喬布斯在計算機世界獲得的空間力度，“音響資料館”是他們憑靠文化自覺在國家初創期向世界展示的一份保護傳統的完美答卷。後人可以舉全國之力興建一個音樂博物館，但人們更希望在音樂博物館裏祭奠創意者的遠見卓識，果敢英斷，同時將文化自覺、學科建設等關鍵詞串聯而成的意念一並裝載，待後來者思考“其命維新”的古國怎樣在一次次健全機體、一次次完善收藏中激活了一個古老學科。傳說中“第一代”已經一個個謝幕，複歸長河，他們在短短十幾年間完成了從一無所有到學科齊備的跨越，支持其跨越和支撐其力量的就是理想主義和文化自覺。樂器博物館、音響檔案館、音樂圖書館“三足鼎立”的定位，被一點點確立並被一步步實施、一圈圈擴展，這個曆程就是第一代創始者把學科藍圖升華為實物檔案的過程。理想主義是那個時代文化人的人生態度和共性，它成就了20世紀育木成林“百鳥朝鳳”的音響收藏。毋庸置疑，楊蔭瀏、李元慶是一對用聲音這個看起來不存在的存在證實了一個真實存在的學科引航者。
原載《中國音樂學》2010年第1期，轉載於《楊蔭瀏紀念文集》，文化藝術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