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鳥類觀察家為例：他們說，喔！那兒有隻生著短喙及長腿的鳥兒，它無法飛行，因此它屬於這類鳥種。凶猛的鳥類屬於那一類，老鷹及禿鷹則屬於這一種……他們將所見鳥類全部分類，每隻鳥都有其歸類。”
這種方式類似一種叫做“軌跡”的係統，其正式名稱為“軌跡法”。這是曆史記載中，最古老也最廣為流傳的記憶術。傳說（也可能真有其事）這是公元前五世紀希臘詩人西摩尼得斯（Simonides）發明的記憶術。在一些表演中，記憶術專家要求一百位觀眾站起來大聲說出自己的名字，他再依次說出每個人的名字。當他們表演這套有趣的把戲時，就需要運用到這套記憶術，有時甚至可以倒背如流，以獲得由衷的掌聲。
這個記憶術運用的就是視覺聯想方式。舉例來說，你得打電話給一堆人，包括：蒂娜、湯姆、狄克、亨利、瑪麗與珍。想象他們每個人都處在你熟悉的某個區域的不同房間裏，例如你自己家中。想象自家的客廳裏全是蒂娜、餐廳中擠滿了湯姆、廚房裏有一大群狄克、臥室裏塞爆了瑪麗、小書房有一堆亨利，還有許多珍在客房中。（你有間蠻大的房子喲！如果沒有的話，那就換個記憶術吧！）當你想記起這份電話名單時，就在腦海中巡視這些房間，然後就會想起這些人的名字了。希望如此。（最讓我驚訝的地方在於，這個已有二千七百年曆史的記憶術，在某種程度上，似乎預知了電腦的運作方式：通過位址來尋找記憶。）
我們之中沒有幾個人需要把一百個名字倒背如流，但這套記憶術對於有限度的記憶任務的確很有幫助：設想自己的床上堆滿了要送洗的衣物、餐桌上擺滿了要付的賬單……或者，這裏再重複強調一次，如同我之前說過的，你還可以列出一張待辦事項清單。
所以人類的記憶是無法被刪除的。我想這點真的很糟，所幸記憶可以調整自身的混亂局麵。那麼，人類的記憶可以被儲存下來嗎？
“海馬回可能會做這份差事。”戈登博士說。
記憶可以備份嗎？
“不是以我們對電腦所了解的那種方式備份，而是以複合式轉譯記憶與多處儲存的方式來自動備份。”
那記憶的容量也可以像電腦那樣進行升級嗎？
這段談話是在電話中進行的，但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笑意。
“人類的記憶容量，”他說，“在這六百萬年來，處於持續升級中。”
人腦PK電腦
因此，電腦的記憶如果不是真有，就是真的沒有，沒有介於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反之，大腦的記憶卻全處於灰色地帶。你可以這樣聯想：你存入電腦的資料是對於自身經驗的記錄。重新檢索出這個紀錄，它並不會有任何改變。而你大腦中所“記下”的卻是對事件經驗的感知，在喚出記憶時重建了這份感知，接著再將這份重建的感知存入大腦中，如此這般，每喚起一次記憶，這份感知就被重建一次。所以，隨著時間流逝，對於這份感知的感覺也變得愈發真實。
在一部著名的電影音樂劇老片《金粉世界》中，有一首甜美的男女對唱，曲名叫做《我清楚記得》。這首曲子由已故的墨利斯·查瓦利爾與赫米奧妮·金戈爾德合唱，場景為一對長者陷入年輕時代短暫的浪漫回憶中。
男生一臉懷念地唱著那時兩人坐著馬車回到家。不不不，女生則根據自己深刻的記憶唱著：“你與我一同漫步回家。”
他記得她掉了一隻手套。她說，不，是一把梳子。
他想起萬裏長空晴朗無雲，她則記得那是個雨天。
他回憶著兩人聽著俄羅斯的歌曲，而她記得那些是西班牙歌曲。
是的！他柔聲輕唱著：“噢！是的，我記得很清楚。”回憶讓他的雙眸閃閃發光。
這就是哈佛心理學家沙克特教授所謂電腦重現記憶、人腦建構記憶的最好說明了。音樂劇中男主角的記憶屬於建構記憶，多年來不停地重新建構。而以我們現在對記憶的了解而言，劇中女主角的記憶也可能是建構記憶——他們回憶起的那一天，說不定正在下雪，而她丟失的或許根本就是一條圍巾——不過在這首曲子的設定中，女生的記憶是正確的，因為人們總是說：“女人總是會記得這種事。”
但如果將這個過程都輸入電腦，並在發生的時候儲存起來，則無論十年、二十年，或一百年後，再搜索此份資料時，當日的天氣報告與遺失物品記錄仍在那兒，一五一十重現當年存入的資料。這就是重現記憶。
人腦記憶帶有情感，而電腦卻是冷血無情。假設你回憶起一些個人重要事件——不管是悲慘、恐怖，還是愉悅的事件。不管你何時喚起這份記憶，記憶中的細節不僅會因為你重溫到過去難過、害怕及快樂的情緒而發生微妙的變化，也會因為時間的淡化作用而有所改變。
假如你在這個經曆發生的時候馬上將其輸入電腦，並在多年後重新搜索出這份資料，此時也許你的記憶已發生很多改變，以至於當你看著電腦屏幕上的資料時，不禁疑惑地想著：“這不是我現在記得的那個樣子啊！”就像我們有時看著自己童年時的照片會說：“這真的是我嗎？我從沒感覺那個孩子是我啊！”
於是關鍵的問題出現了：冷血無情的電腦會保存精確的記憶，但它自己“知道”它記得這些事情嗎？二次大戰後，英國數學家塗林致力於設計一套他稱之為通用自動計算機的設備。他發展出一套被後世稱作“塗林測驗”的智能練習。據說，這個測驗的靈感來自於一個當時極為流行的團隊遊戲——“模仿遊戲”。該遊戲進行的方式如下：團隊中的兩個人（一男一女）分別處在不同的房間裏，無法看見對方。團隊中的其他人問他們兩人問題，然後這對男女寫下自己的答案，並送交其他人手中。這對男女在遊戲中的任務就是要讓其他人誤認他們是對方，而其他人的任務就是要根據答案猜出哪個人在哪個房間。（因為遊戲中無論被猜或猜測者，雙方的邏輯推演都得特別依靠與性別有關的刻板想法，由此你也能想象得到這個遊戲今日之所以不再流行的原因）
塗林對上述遊戲做了點改變：以人類及電腦來代替男性與女性。另有一位參與測試的人，看不到進行測試的人員和電腦，而這位測試者得提問二者問題，來推測哪個是人、哪個是電腦。若是經過持續詢問、努力探求，這個人仍無法分辨兩者的身份，那麼就算電腦獲勝。
塗林早已預料到這個測試一定會遭受負麵評價（果然不少），對此，他也作出了辯解，例如，鴕鳥心態者所持的反對意見是：“機器能夠思考的後果太可怕了。讓我們希望並確信它們無法做到。”對此，塗林的回答是：“這是道德問題，實際上與科學無關。”還有人提出神學上的異議：“由於思考是人類不朽靈魂特有的功能，所以電腦不可能有思考的能力。”塗林的回答是：“如果上帝願意讓電腦擁有靈魂，它就能讓電腦思考。”
隻不過到目前為止，電腦尚未獲勝。但僅僅是到目前為止！
人腦的不可取代之處
如果電腦在這項測驗中勝出，那麼機器可以思考就成了無可回避的結論。
許多專家相信，這就是電腦無法比擬人腦的原因。畢竟，“自我意識”是進行思考的前提。無論何時、無論我們記住些什麼，始終是有一個“我”在進行記憶過程。這個“我”對於記憶有著情感，也有著擁有這份記憶的感受。你知道你的記憶隻屬於你自己，而非他人。你清楚地意識到這就是隻屬於你一個人的記憶。
更神奇的是，假設你現在（比如說）已年屆六十，卻不疑有他的相信，你對發生在半世紀前某個事件的記憶，仍然屬於你自己。（我的描述聽起來很簡單。當我們考慮到，在遍布神經網絡的大腦世界中，記憶卻能“即時”將我們從這點帶到那點；這樣的情況，正如狄肯教授所言，真是個奇跡啊！）
以這樣的水準來衡量，在這場電腦與人腦的對決中，誰會勝出毫無懸念。這根本不是對決，因為電腦本沒有“自我意識”。（對此，未來論者會說：“等著瞧吧！接下來我們就會討論這個問題了。”）
擁有“自我意識”是件美好的事情。我特別高興能夠擁有自我意識，但為了擁有自我意識，我們付出了無法擁有精確記憶的代價。直到我向沙克特博士提出這個問題，我才了解無法擁有精確記憶的實際好處。
我們在沙克特博士毗鄰哈佛校園的辦公室裏會談。“記憶之所以會有這種建構特性，和它無法精準重現過去的原因之一，可能就在於，以這種方式運作的係統在籌劃未來上更具優勢。”沙克特博士說，“如果你能靈活運用過去的記憶，或整合不同已往經驗的元件，將幫你預測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為未來當然不會跟過去一模一樣。”
沙克特博士做了如下區分：電腦是知識的貯藏室，而人腦則是經驗的記憶者。電腦不用為了可能與過去情境不同的未來製訂計劃，但人腦需要。人腦要處理與電腦完全不同情況的問題啊！
“倘若我們擁有能夠以人腦方式運作的電腦，我們從中隻能得到事件的大綱，而非先前輸入的完整檔案，那還真得祈求上帝保佑了。我們不想從電腦取得大綱，我們要完整的材料。電腦不會以片段化的信息，來推想過去可能發生的事情。它隻會記錄下真實的情況。對電腦來說，這是很棒的運作機製；但對人類的係統來說，就不是了，我們也不希望大腦如此運作。”
沙克特博士將記憶形容為一種“心靈時光之旅”。這個詞彙完美地捕捉到了人類記憶中聯想方式的某種奧妙。我舉個幾晚前才經驗過的例子：
我在紐約一家餐廳中品嚐烤牛肉，這讓我直接想起六年前曾在倫敦一家餐廳品嚐超級烤牛肉的回憶，而這份回憶又讓我聯想到一位目前住在倫敦的朋友，我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常與這位朋友在鱈魚角（Cape Cod）海灘碰麵，而這段記憶又隨即將我拉回更早的四十年代，讓我想起自己與父母及兄弟，在很多海灘上度過幾個盛夏周末的回憶。
在幾秒間，我回溯的事件橫跨了六十年，涵蓋了驚人的範疇——包括地理上、味覺上（我這部分的記憶還不錯）、情緒上的記憶。
迄今為止，尚未出現具有同等功能的電腦，但沒人敢保證“將來”不會出現（沙克特博士在自己的著作中，巧妙地回避了這個問題：“這兩者之間的鴻溝，是否永遠無法徹底跨越，仍是個未知數。”）。隻是“目前”確實沒有就是了。
電腦沒有思想！
接著，我們要談到人類記憶中另一個最神奇的部分——創造力。我們創造、想象與幻想的能力，直接來自我們的聯想力——這份能力並不會隨著老化而衰退。
人腦會自發地運用創造力，而電腦則必須憑借資料才能運作。的確，電腦能以非常驚人的速度，瞬間啟動運轉。但除了速度之外，它卻無法進行天馬行空地創造與想象。
“什麼是電腦缺少而人類卻擁有的東西呢？”《紐約時報》某記者向印第安納大學認知科學家霍夫斯塔特提出了這個問題。
“電腦沒有思想。”霍夫斯塔特回答道。
這位記者接著說道：“我認識的某些人也沒有思想。”接著霍夫斯塔特又答道（我覺得他回答得很妙）：“他們肯定有思想。人類擁有充足的思想。人類無需為了擁有思想，而得去了解思想為何物。”
思想讓人腦得以運用以前經驗，以上千種不同的方式來剖析及重組經驗，從記憶的片段中，創造出上千種不同的事件發展途徑。思想讓人腦突破自身不完美的檔案，試驗無數片段的組合，最終達到可以滿足所有感官的組合狀態。這過程有點像是一位手藝超群的大廚在燉煮一鍋湯時，會在湯裏加一撮這個、灑一點那個，最後完成的不僅是一道湯品，也是一首美妙的詩歌。
當然，創造出一首“美妙”詩歌的機會微乎其微。但人類為其記憶引以為豪的地方則在於，它至少有機會能夠創造出一首美妙的詩歌——無論是誰、無論你處在什麼年齡，都有機會。
因此，若是你想要出色、快速且百分之百值得信賴的準確性，那麼就選擇電腦記憶吧！
如果你想要的是想象力、創造力、隨心所欲，或想要另類地將柑橘與蘋果組合在一起，創造出一個世間尚未出現過的字眼“橘蘋”——若這是你想要的，那麼就選擇人腦記憶吧！
至少，這是你今天能做的選擇。明天，可能又有所不同了。第15章
閃光燈似的記憶
——“當時你在哪裏？”誰偷走了我的記憶第15章閃光燈似的記憶——“當時你在哪裏？”“‘九·一一’那天嗎？”來自意大利的商務人士馬契提說，“那天發生的事情我可是記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啊！我是個飛行員，不過飛行純粹隻是我的一項休閑活動，而不是工作喔。那天我從瑞士的盧加諾飛回米蘭。飛機降落後我走進機場大廳，發現大廳居然空無一人。沒有警察、沒有檢查護照的海關人員、沒有其他任何人，沒有一個人。我相當驚訝，因為在意大利，即使是意大利人，若是從其他國家回國，還是得出示護照才能通過海關啊。
“當時我就在想，這裏發生什麼事了？然後，我看到包括警察以及所有人在內的一大群人，全聚集在電視前，緊盯著電視屏幕。於是我向群眾走去，並詢問某人：‘發生什麼事了？’接著我就知道了。當時現場一片寂靜，而且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靜，大夥全被嚇呆了。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我都將永遠記得那樣的寂靜。那天寂靜無聲的畫麵，在我腦中是如此的清晰鮮明，實在令人感到驚訝啊。”
心理學家將這一類的記憶稱為“閃光燈記憶”：這是一種在得知某重要事件的時候，我們對當時自身所處環境以及行動的記憶。
當你聽到“九·一一”事件時，你人在哪呢？當你聽說肯尼迪總統遇刺時，你又身處何處？金恩博士、肯尼迪參議員、奧斯華德等人遇刺的消息傳入你耳中之時，你人又在哪裏？或者，在聽到挑戰者號爆炸、黛安娜王妃在巴黎的隧道裏發生車禍，或人類登陸月球的消息時，你正在什麼地方呢？這些事件的畫麵，就像相片般牢牢鑲嵌在我們的心裏。
不僅如此，這些記憶畫麵的細節還翔實無比呢！人們不僅會記得事件發生時自身所在之處、所聽到的聲音，而且還記得當時身邊的人是誰，自己正在做什麼、說什麼、想什麼、吃什麼……不信找個人問問看吧，他們會說：“喔，這件事我記得的很清楚！”一提到四十五年前肯尼迪總統遇刺的事件時，每個人的反應都一樣：“這件事我記得的很清楚！”當時仍是中學生的嬰兒潮時代說：“這件事我記得的很清楚！”而養育嬰兒潮時代的八九十歲老者也說：“這件事我記得的很清楚！”
我們現在正要探索的領域，是一般記憶問題之中（準備好要知道答案嗎？）最不成問題的部分。該如何遺忘，才是這部分的重點。閃光燈記憶並不會受到年齡老化的影響；但是形成這種記憶的原因，則讓我們上了重要的一課。
與閃光燈記憶最類似的記憶形式，就是加深個人經驗所造成的那一類記憶，例如：不會隨著年紀增長而淡化的童年創傷記憶。與其他同類記憶一樣，閃光燈記憶有著強大的影像特質：記憶影像清晰如昨。而閃光燈記憶也像其他同類記憶一樣，不可磨滅。它們是種曆久彌新的記憶。人們如此描述：這是他們一生中印象最鮮明的一些記憶，其清晰鮮明的程度，不下於通過最為重要的個人經驗所塑成的記憶。
不過奇怪的是：這類閃光燈記憶卻與個人經驗毫無關係。這些事件大都是所有人都知曉的公眾事件。可是，我們似乎卻能將這些事件編譯成個人經驗，並儲存起來。
心理學家耐瑟曾經說過：“閃光燈記憶讓我們回想起一個場景，在這個場景中，通常被我們認為毫不相關的兩個事件（曆史事件與我們個人的生活事件），會立即連接在一起。”
不同的兩個事件。兩種不同的記憶係統。你應該還記得（我由衷地希望你記得）此前所讀到的各種不同的記憶類型。語義記憶是與事實真相有關的記憶（事實真相例如：肯尼迪總統在達拉斯遇刺）；情節記憶則是與個人經驗有關的記憶。（個人經驗像是：“當我聽到某人大喊有關肯尼迪總統的事件時，我正走出學校大門。”）
正如同我們無法分離自身兼具的個人身份與公民身份一樣，兩種不同的記憶形式似乎也彼此融合在一起了。我們是公眾經驗的一部分，而公眾經驗也是我們的一部分；我們來試試是否可能將這兩種記憶分開。
請試著回想一下：如果你年紀大到足以記得這個畫麵的話，試著回想小肯尼迪向父親棺木致敬的經典畫麵：當時他的母親頭戴麵紗、兩眼空洞地站在他身後。回想這個畫麵的同時，試試能否不讓自己記起當時的情緒。
特殊事件讓人記憶深刻
我曾在國內外對許多人進行過訪談，詢問他們在那些重大事件發生的當下（像是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以及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那天），是否還記得第一次聽到這些消息時的狀況。
事件發生一段時間後，大眾普遍一致的反應開始顯現。當他們談到世貿中心塌毀那天，許多人仍然心有餘悸地記起那種可能來不及搶救的不祥征兆。那種普遍的反應，就像教育工作人員柯納羅以及律師波契克所描述的經驗一樣。他們兩人都住在可目擊災難現場的格林尼治村。
柯納羅說：“當一架飛機以令人窒息的極低高度飛越我頭頂時，我正在我家大樓的頂樓花園，隨後飛機就撞上了第一棟大樓。接著我又看見第二架飛機撞上第二棟大樓。四周的陽台與頂樓平台上到處都是人，當第一棟大樓倒塌時尖叫聲四起。我至今仍聽得見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驚叫聲……當我終於離開自家大樓，又看到一條長長的人龍從聖文森醫院排到了幾條街之外，人們排隊等著捐血。”
波契克則說：“我正在跑步機上觀看CNN轉播。一位播報人員報道一架飛機撞上世貿中心。她說這一定是“機械故障”。畫麵上的世貿大樓不停竄出火舌。然後，我又看見另一架飛機。這時我腦中浮現的第一個念頭是：“哇！有關當局的效率真是神速啊，馬上就派飛機來視察災難傷亡情況。這架飛機從第一棟大樓後方飛過，接著我看見一陣耀眼的閃光……大樓一位工作人員與我一同觀看這一切。他不斷說著：‘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啊！’我還記得站在聖文森醫院外等候的各科醫生。那一整天大部分的時間，他們就這樣站在那兒等著啊！”
還有像紐約作家威利斯的經驗：
當時我正在廚房，我姐打電話要我“打開電視”。就在第二架飛機撞上大樓的那一秒，我打開了電視，然後我便立刻前往紅十字會獻血——當然，他們那時並不需要民眾獻血。不過當時沒人知道。
除此之外，還有我丈夫與我的經驗（天曉得究竟還有多少鄰居也跟我們一樣）。當時我們匆匆穿過中央公園前往最近的醫院，為任何可能的需求提供一切幫助。可是，我們卻發現許多醫護人員站在醫院外，靜靜等候著永遠沒有出現的救護車。
接著，隨後而來的是同樣令人難以磨滅的記憶，亦即災難過後的景象：
“九·一一”事件發生第二天，鮑伯和我前往世貿遺址，開車繞行現場。我們在一個對外開放的區域停了下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景象，殘存在現場的三座交叉鋼梁，就好像屹立不倒的三座十字架；而警察、救難人員，則跪在地上向它們祈禱。
——紐約曆史學家卡蘿
肯尼迪總統遇刺後一周，我們全家開車外出，當時一輛路過的車子忽然爆胎。爆胎的聲音就像槍聲。當時年僅五歲的蘇西尖叫著：‘趴下！爹地！’我猜，當時蘇西可能以為，任何重要人士都是被暗殺的目標。而在她心中，還有誰比爸爸更重要呢？
——作家史卡芙
閃光燈記憶為何能夠曆久彌新？顯而易見的原因之一就是，這些記憶蘊含強大的情緒力量。這就像緊急的個人經驗發生時一樣，大腦的情緒調節中心杏仁體會火力全開，將記憶深深地刻畫下來。
然而，我們之所以將閃光燈事件記得如此清楚，是因為我們無止境地不斷重複回憶這些記憶——對我們來說，這才是關鍵。
就像所有記憶專家不斷告訴我們的重點：若想長久保持記憶，就要持續不斷地複習、創造與記憶相關的聯想、詳細了解細節，並調動所有感官意識。我們的確會在這些閃光燈式事件中，投入N次方的感官意識。的確，在麵對這些事件時，我們完全無法自控。我們為這些事日思夜想、午夜夢回，不停對彼此重複當我們得知那些事件時，我們人正好在哪裏，又在做些什麼……還有不眠不休的新聞媒體，持續不斷地放送災難現場畫麵，連續數周、數個月，一次又一次地放映，甚至每到周年便又再重播一次……談到複習次數對強化記憶的重要性，如果我們想證明反複練習與詳述細節對記憶過程的重要性，那麼閃光燈記憶就是最佳證明了。
不過，用這種方式來證明這點，還真是令人難受。所以，這一類的記憶，還是能免則免吧！然而，我想說的重點是：無論事件本身是令人震驚或是平凡無奇，將此事件編譯為記憶的過程卻是相同的，因為我們都得努力記下細節才能留住記憶。
假如那是件令人震驚的事件，它就會自動被編譯記錄下來。如果事件本身平淡無奇，我們就必須費點工夫了。要記住這些讓我們抓狂的瑣碎事件，像是：那人叫啥名字？是誰告訴我這件事？我什麼時候去那兒的？我剛剛想說什麼？我為什麼要進這房間呢？當然，還有那個最普遍的問題：我把眼鏡放到哪去了？要記住這些事，實在需要花點工夫。這需要一再複習、複習（或許你會認為我很嘮叨，但我還是要再次強調）、再複習。
有些事到老也不會忘記
閃光燈記憶過去被認為是種獨特的記憶形式。這名詞是由七十年代兩位心理學家布朗與庫立克所創，他們相信閃光燈事件發生的那一刻，開啟了某些特殊神經作用，這些有如照相機閃光燈般的神經活化作用，為大腦留下了清晰的記憶影像。這就是閃光燈記憶具有此種驚人影像特質的原因。他們將該記憶過程稱為“即時刻印”。
布朗與庫立克訪談了許多人，讓他們描述自身對肯尼迪兄弟與金恩博士遇刺的記憶。受訪者當中有一半是黑人，另一半是白人。其中除了一個受訪者之外，所有人對肯尼迪總統遇刺事件都具有閃光燈記憶（記住喔，我們現在談的不是這個事件的整體一般性記憶，而是我們聽到這個事件當下所擁有特殊的記憶）。談到肯尼迪參議員遇刺事件，則有將近一半的受訪者產生閃光燈記憶。至於金恩博士遇刺事件呢？四分之三的黑人受訪者擁有閃光燈記憶，而白人受訪者則隻有三分之一對此事件產生閃光燈記憶。
有了這些令人信服的結果，兩位心理學家們得出結論，與個人關聯性越強的公眾事件越有可能啟動“即時刻印”的機製。不過，大部分的研究人員已不再相信“即時刻印”這種說法了！他們認為，在神經層麵運作的機製上，閃光燈記憶也許與強烈個人記憶並無不同。在情緒激動與不斷重複演練的情況下，閃光燈記憶便被深刻烙印在腦海中。
這就是這種記憶幾乎不受老化影響的原因了。我詢問了一些人，問他們在首次聽到世貿中心遇襲消息的時候，他們當時人在何處，正在做些什麼；結果八十歲老者回答的清晰與詳細程度，與四十歲受訪者相差無幾。
烹飪作家波普能清楚回想起當天的細節：
我當時正在搭乘十路公交車，前往美容院的途中。公交司機廣播宣布市中心發生了一些狀況，所以公交必須繞道。我們當時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我心裏想著，如果有什麼災難發生，我最好儲存一些食品。所以我下了公交，直奔超市，裝了重重的兩大袋食物，然後試著找輛出租車回家。但在當時，街上看不到任何公交車和出租車，地鐵也關閉了，所有的一切都靜止了。隻有一大堆人默默地從市中心走向百老彙。
各位，波普已經九十三歲了。簡而言之，影響閃光燈記憶的要素與當事者的年齡無關而與事件本身對他們情緒衝擊的程度有關。至少在這場競賽中，情緒戰勝了年齡。
這也是其他國家的民眾對於這場發生在美國的事件，會有如此強烈的閃光燈記憶的原因。我之前提到的意大利人馬契提，以及那位來自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朋友，也是作家兼作曲家的史亨博格，都對此事件印象深刻。以下就是史亨博格的回憶：
當時我正在家裏工作。那天晚上我將在阿姆斯特丹音樂廳舉行的精彩音樂會中演奏安德裏森的作品《共和國》。這首樂曲對我而言其意義之重大，遠勝過半個世紀以來、國人所創作的任何一首樂曲。當我埋首於工作時，外在世界對我而言幾乎不存在。那個下午我為什麼會打開電視呢？我也不知道。我隻知道，從第二座大樓被撞擊前的幾分鍾起，我就已經離不開電視機。從那時開始，我在“九·一一”的夜晚，便不再聆聽《共和國》這篇樂曲了。
還有西班牙馬德裏某基金會執行長蒙提西諾的經驗：
我在馬德裏時間下午兩點半左右回到家中吃午餐。我給自己倒了杯上好的利奧哈紅酒，並幫忙準備餐具。當我打開電視時，我們已經在餐桌邊就位了。電視上不斷重複播放第一架飛機撞擊大樓的畫麵。當時尚未有任何消息顯示，什麼人可能是這次撞擊事件的幕後主使者，但因為美國的瘋狂暴力事件層出不窮，所以我第一個念頭就是，這必定是某個從事自殺式行動的瘋子所為。
此外，盡管我沒有詢問這些人，但我還是懷疑：他們對肯尼迪總統遇刺的閃光燈記憶，並不一定比一九八九年柏林牆倒塌事件所帶給他們的記憶來得深刻（盡管我的德國朋友一定對此印象深刻），或者也不會比我們對一九八六年瑞典總理帕爾梅遇刺事件更記憶猶新（盡管瑞典人必定如此）。對於大部分的非美國人來說，盡管對美國總統遭到暗殺感到震驚，但對個人卻沒有重大影響，但“九·一一”空襲事件卻意義非凡。
大部分我訪談過的美國人，都處於嬰兒潮時代的年齡，而且都對正常的記憶力衰退有所抱怨，但若詢問他們聽到肯尼迪總統遇刺當時，他們人在哪裏時，哇，他們的記憶之精彩與詳細，足以寫成一出戲劇，甚至可選派角色、設計出所有道具服裝，並且搬上舞台了。
當然，年輕時情緒的確很容易受到感染。在荷爾蒙泛濫、腎上腺素彌漫整個係統的情況下，這些情緒會被更深刻地刻畫在大腦的記憶線路上。
“當學校通過廣播播放肯尼迪總統遇刺的消息時，正是我們到處閑蕩的休息時間。我們被要求立刻前往學校禮堂。”在鹽湖城經營書店的柏頓回憶道，“從四麵八方湧進的孩子奮力穿過各個走廊，一同往禮堂移動。所有人都緩步前行，也意識到要小聲說話。我依然清楚記得同伴的臉孔，感覺好像從熒幕上看見他們一樣。校長宣布消息的時候，和當時禮堂中朋友的麵部表情，都成為我腦中曆久彌新的畫麵。”
“當時我正在馬裏蘭州上英語課。我記得校長走進教室，放下了百葉窗。我們提早放學了。我還記得母親那天要做意大利麵，但在瀝幹麵條時，卻忘了使用過濾網，結果直接把麵條倒進水槽的排水管裏了。因為她那時正在哭泣，沒有心思注意手頭的工作。”這是辛澤西州普林斯頓一位陶藝家莫菲特的回憶。瞧瞧這回憶的細節多麼清晰啊。莫菲特現年五十八歲，事件發生時才十四歲。四十五年來在她心靈深處揮之不去的記憶就是，低垂的百葉窗、被遺忘的意大利麵過濾網，還有塞住水槽排水管的麵條。
再想想這個狀況：如果你的年紀大到能記得一九六三年的總統遇刺事件，那麼你對當年發生過的其他事情，還有深刻的印象嗎？或者說，除了“九·一一”襲擊事件之外，你還記得二一年發生過其他什麼事嗎？
記憶也可能被篡改
閃光燈記憶還有另一個奇怪的特性：它引發了我們內在某種堅不可摧的信念，讓我們覺得這個記憶絕對正確無誤。紐約劇作家皮克瑟，以電影畫麵般細膩詳盡的方式，回憶了肯尼迪遇刺事件：
當時我與一些初中同學，正在裝飾要舉辦感恩節舞會的體育館。有人說，聽說總統遇刺了。於是我到學校辦公室一探究竟，發現所言不虛，不過當時總統還未去世。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所以我們隻好回頭繼續裝飾體育館，直到傳來他去世的消息。學生會會長表示，他找不出有什麼理由，需要取消感恩節舞會。其他人都認為他瘋了。在回家路上，我經過一個女孩家的院子。這位來自南方留著一頭亮麗紅發的女孩並不喜歡肯尼迪總統，但是當我告訴她這個消息時，她震驚得無以複加。我其實也不喜歡肯尼迪總統（就左派的立場而言），但我幾乎是哭著告訴她這個消息的。
然後他又說：“這些記憶到底有多精確，其實我也不敢肯定。不過讓我覺得有趣的是，不管這記憶是否真實，它是那麼的清楚鮮明！”
這也是令我大感有趣的地方。皮克瑟是所有被問到“事件發生當時，你人在哪兒”問題的受訪者當中，唯一認為他的記憶也許不完全正確的人。
人們一向有妥當保存閃光燈記憶的傾向。我們堅持自己的記憶完全正確。要是你想考考我上星期讀過的書的內容，如果我當時心情不錯的話，可能會說：“嗯，你知道我記憶力不好。”但如果你質疑關於我聽到肯尼迪總統遇刺時的記憶是否正確時，那我就會告訴你，當時你又沒跟我在一起，別用這種問題來煩我。
不過事實上，閃光燈記憶的準確度並非那麼高。閃光燈記憶並不是完美無缺的記憶，它隻是比大部分的記憶精確得多罷了。讓研究學者感興趣的地方在於，我們為何如此堅信它是正確無誤的記憶。
當然部分原因在於，我們在這類記憶中傾注了大量情感，因此我們會捍衛我們傾注其中的情感。不過，研究學者還發現，影響這類記憶的其他因素：那個關鍵時刻的記憶，也許會被緊隨其後發生的其他事件所形成的記憶扭曲。
舉例來說，我采訪過的一位女士堅持認為，當她從收音機聽到暗殺事件的消息時，自己是獨自在家，還因為頭痛躺在床上。然而她的丈夫卻也堅持認為，他們是一起在廚房聽到這個消息的，而她則因為聽到每則後續報道而更加沮喪，最後終於倒在床上。後來他出門去了辦公室，回家後發現她仍躺在床上。
也許（不是絕對，隻是也許）她把聽到消息的關鍵時刻所形成的記憶，與其後幾個小時的記憶混淆了。隨著時間流逝，因為她一再重複想起這件事，所以她情緒激動、獨自在家幾個小時的事情，反而主導了這段記憶。
隨著我們年紀增長，就更容易出現這樣的錯誤（假使這真是種錯誤記憶的話；因為也有可能是那位丈夫記錯了），那是因為，年紀越大，重複想起這個事件的次數越多罷了。我們在大腦中喚出這段閃光燈記憶，再將其存回大腦，每喚出一次就重新儲存一次，這段記憶被層層覆蓋，每經一次重新儲存，就發生一些變化——這並非記憶力衰退所致，而是因為，這似乎就是記憶運作的方式。（過度重複回想記憶，終究還是有其缺點的。不過話說回來，什麼事物沒有負麵效果呢？）
所以，如果某閃光燈記憶事件發生時，有人正好在你身邊，而事後卻對你的記憶大有微詞，認為“當時才不是那樣”就別急著生氣了。他們也許是對的喔！然而換一個角度來看，對的人也可能是你；如果真是這樣，我個人的意見是那就發頓脾氣吧，沒什麼了不起的！如果是我，我就會這樣做。
無論如何，我可以向你保證，以下就是我聽到肯尼迪總統遇刺消息時的真實狀況：當時我正在做第一本書（一本早被遺忘的著作）的巡回宣傳。洛杉磯時間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早上，我在攝影棚後台等著，準備上林克列特的電視脫口秀節目。你還記得林克列特這家夥嗎？
時間還早，主持人尚未出現，現場觀眾早已入場。我從後台的簾幕往外窺看，現場已座無虛席。一位緊盯電視屏幕的工作人員，忽然爆出尖叫聲。接著，我們所有人就這樣站在後台看著整個事件發生。林克列特抵達現場。製作人把他拉到一旁。我聽到他說：“不行，不行。節目還是要進行。”
於是暖場人物上場，在前台活躍氣氛。我聽到一聲尖叫，因此我認為暖場人物把消息告訴觀眾了，但是沒有，他當時並沒有告訴觀眾發生了什麼事。他隻是宣布現場參與獎的獲獎者名字罷了。我根本不記得參與獎的獎品是什麼了。
然後林克列特上場，並當場宣布肯尼迪總統遇刺的消息，每個人都倒抽了一口氣，現場陷入一片死寂，然後節目繼續。
後來，我一直想不透為什麼當時自己沒有離開（但那個時候的我，的確非常崇拜肯尼迪。任何不喜歡肯尼迪，或是不為此感到哀傷的人，請不要受我的影響）。我也一直弄不明白，為什麼當時其他人沒有離開。最可能的原因或許是，人們隻是不知如何是好。在那樣一個混亂的時刻，人們反而有維持正常秩序的緊急處理反應。
我一直想不通（我常碰上想不通的時刻），為什麼當時節目必須繼續下去？在我聽到的解釋中，唯一合理的答案出自一位劇院經理之口：“因為，如果節目不繼續下去，那麼票務中心就得接受退票了。”有人說“追逐金錢”就是真理。接著，我對遇刺事件後發生的事還有一些印象，這些記憶一樣也充滿了銅臭味。
十一月二十二日當天，我已經過世的丈夫到洛杉磯與我會合，並在隔日一同前往拉斯維加斯，我將在那裏接受多場媒體訪談。當時的拉斯維加斯寂靜無聲，靜得像是死城一般。整個城市沉浸在哀傷當中。為了表達哀悼之意，所有博弈活動暫停至十一月二十四日淩晨零點。賭場全部停止營業，整個城仿佛被綠色大海淹沒；所有的賭博機器、賭桌、一切事物，全被覆蓋在綠色毛氈之下。
到了晚上十一點，在我們下榻賓館的大廳內，大門緊閉的賭場外開始人潮湧動。十一點四十五分，大聲喧嘩的群眾越來越多。十二點零一分，賭場大門重新開啟，接下來就是我事後的印象了——就像某些饑荒土地上的難民，拚命衝向直升機空投食物的地點一樣，這群人也爭先恐後地衝進賭場。他們相互咆哮、彼此推搡。我腦海中仍然記得那時的景象。我仍然可以聽到賭場服務人員無奈地喊著：“慢慢來！慢慢來！慢慢來！”
最後，是一位堅持不願署名（我非常了解她的立場）的女士所提供的閃光燈記憶。她是所有我訪談過的對象中，唯一可以對其記憶提出具體事證的人士，以下就是她的故事：
當時我的父母不在家，弟弟也還在學校，而我則逃課回到家中，然後我的男朋友也來了。我們在房裏鬼混了一個上午，沉浸於二人世界中。所以外麵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我倆一點概念也沒有。
學校提早數小時放學。我弟弟回到家裏，而我們毫不察覺。忽然間一道閃光，那個討人厭的小麻煩竟然拍下我們的照片。他說（我引述他的說法，這完全是他用的語句）：‘你們真惡心。快打開電視。’然後他就跑出家門了。於是我們整理了一下服飾，打開電視，剛好看見克隆凱正在報道‘肯尼迪總統逝世於……’你知道的，然後又看見他拿下眼鏡看著時鍾的樣子。那時大概十二點多吧。我現在仍可清楚看見他拿下眼鏡、戴回眼鏡，極力忍著不哭的模樣。
我弟弟從未告訴父母我當天做了什麼。我知道他不會。他是個好孩子，即使那時候我們討厭死對方了。多年來，我一直懇求他把那張照片給我，不過他從來不答應。後來，將近十年後，在我訂婚時，他把那張照片精心包裝，送給我當做訂婚禮物。
我認為，（怎麼可能有人不這麼想呢？）這可是最酷的閃光燈記憶了。第16章
整體性觀點
——這種事為什麼偏偏會發生在我的身上，達爾文先生？誰偷走了我的記憶第16章整體性觀點——這種事為什麼偏偏會發生在我的身上，達爾文先生？哎呀！假如你正處於生育年齡，大自然就像慈母般的對你嗬護有加，可是對於已過生育年齡的其他人來說，大自然就變成了壞心的後母了——也許談不上邪惡，隻是冷淡無情罷了。
就某種角度而言，我還寧可她邪惡萬分。冷淡無情對我們來說實在是種侮辱，不過遺憾的是，這個形容詞比較符合實際。因為讓生物繁衍後代生生不息就是大自然全心運作的唯一目標，當人們無法在這件事上再盡一份心力時，大自然就沒有理由再為我們多做些什麼了。所以，當然大自然什麼也沒做。
我與賈古斯特博士，還有他的貓一起討論這個問題。賈古斯特博士也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神經學教授。
請先讓我簡單描述這隻名叫泰迪的貓咪：在賈古斯特博士的書房中，泰迪像狗兒般不停地用鼻子磨蹭我的腳，然後跳上茶幾，安靜地坐在我的采訪錄音機旁，豎起耳朵聆聽，似乎想像錄音機一樣，一字不漏地記錄下所有談話內容。盡管我個人比較偏愛狗，但泰迪是如此專心致誌，顯然非常樂於其中，這讓我覺得很愉快。
賈古斯特博士語氣溫和地問我：“你曾聽說過一個專有名詞‘拮抗性多效’嗎？”那稀鬆平常的口吻，聽起來好像在問：“你曾經去過諾布山上那家新開業的熱門餐廳嗎？”
我向他保證自己從來沒聽過這個名詞。賈古斯特博士與泰迪對此一點都不感到驚訝。
“雖然名詞本身聽起來很難懂，但其實概念非常簡單。這個概念就是，在某個生命階段對你有益的基因，也許在未來會帶給你非常糟糕的後果，可是這些後果彼此之間毫不相幹。最好的例子就是睾固酮了。睾固酮是對男性極為有益的荷爾蒙，它能讓男性體格強壯、健步如飛，並擁有極佳的生育能力，但如果體內的睾固酮始終維持著高濃度，也許會引發前列腺癌。從人類進化繁衍的角度來看，隻要你在二十歲的生育高峰期保持強健的體魄，那麼你在五六十歲時是否會患前列腺癌，根本就不重要了。
“這就是拮抗性多效。因年齡增長而出現的許多症狀也許就是具體實證，證明在生命早期一些極其重要的身體機能，卻對晚年生活沒什麼幫助。”
記憶的謎團
了解這些演化用語後，我們就能從其他層麵探索某些與記憶有關的謎題了。
記憶謎題之一：當某些記憶開始褪色時，為什麼有些記憶就是曆久彌新？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已從生理運作機製角度作了解答——那就是大腦前額葉萎縮、神經間的連接數量與強度降低等等——但就演化的層麵來說，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這對人類生命的延續有任何好處嗎？換句話說，達爾文先生，這種現象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
記憶謎題之二：姓名。為什麼我們會忘記名字呢？我們在第一章中檢視過各種明顯的理由：因為名字是無意義字母的組合、因為這樣、因為那樣等等的原因。但就演化觀點而言，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也許會想起英國大詩人吉卜林所寫的諸如《就是如此》之類故事集，據說那是他為了討女兒歡心所寫出來的故事。事實上，他女兒可能討厭這些故事哩，不過這都隻是傳說。這些故事出版於一九二年，也就是說，它們已在孩子們間流傳了四個世代，也許其中就包括了你自己與你的小孩。
《就是如此》故事集回答了類似這樣的問題：為什麼花豹身上有斑點？為什麼河馬擁有如此堅韌的外皮？為什麼大象的鼻子這麼長？（因為，很久很久以前，有一頭小象離家到處亂跑，結果因為太靠近水邊，小象的鼻子被鱷魚的大嘴咬住，鱷魚想將小象拉進河裏，就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啊哈！小象的鼻子就變長了。原來如此！）
在現實中，要為每個問題找到“原來如此”的答案，其實是不太簡單。在所有支持達爾文理論的強力證據之中，也有一大堆立論是由各種臆測推論出的觀點，例如：人類為什麼會發展出這樣與那樣的特征，這些特征對人類延續有什麼樣的優勢……某些極具見識的專家一點也不喜歡玩這些臆測遊戲。
泰特索博士是曼哈頓美國自然曆史博物館人類學分館的館長，同時也撰寫了許多有關人類演化的書籍，其中包括《化石足跡：我們如何知道我們認為自己知道人類演化是怎麼一回事》。（我最愛這句“認為自己知道”。很不錯的書名）
我請他從達爾文演化論的角度，探討正常記憶喪失的原因。而他則委婉地表示：“有很多事情的發生是隨機的，沒有什麼特別理由，但人類是個喜歡說故事的物種。我們愛聽故事，而許多人也樂得編故事給別人聽。”然後他又加上一句：“人們擁護達爾文，然後因此將他與他的理論封存在固定框架中，他應該非常厭惡這種狀況。所有科學皆是未知數。”
當然，我們的確渴望得到“原來如此”的答案。我們並不想要不確定的答案。我們將達爾文的演化論封存於固定框架中，是因為人們渴望得到明確的答案，但卻經常事與願違。
盡管如此，科學家卻能提出某些極好的推論，他們的特點就是提出個人的推論。與科學家交談，我發現他們基本上都會這麼說：“也許是”，還有“我認為”，以及“這隻是我個人的見解，不過……”
回頭談談那個古老有趣的拮抗性多效理論，還有賈古斯特博士對此的解釋：“因年齡增長而出現的許多症狀也許就是具體實證，證明在生命早期一些非常重要的身體機能，卻對晚年生活並沒有什麼幫助。”
我們的記憶力可能就屬於這一類的機能。以我所舉的第一個謎題為例：當其他某些記憶開始褪色時，為什麼有些記憶卻能曆久彌新？
若你還有印象的話，程序記憶是自動記錄下我們所作所為的記憶，而語義記憶則是會涵蓋事件真相的記憶，情節記憶則是留下個人經驗的記憶；在我們處於青壯期時，這些記憶都相當強大。它們也必須如此才行。在我們已不再處於父母的羽翼之下時，我們必須自己照顧自己，並且照顧我們的下一代；我們必須要記住的，不僅僅是如何係好鞋帶（程序記憶），或什麼是鞋子（語義記憶）而已，還得記住什麼時候鞋子該送修、所需購買童鞋的尺寸，還有昨天晚上回家時最有可能把鞋子踢到哪裏（這些都屬情節記憶）等大小瑣事。
隨著時間流逝，隻有程序記憶完好無損。語義記憶則大致也會保持良好（你可能會一時忘了沙拉中那個自己愛吃的食材叫什麼來著，但你仍然知道芝麻菜指的是哪種蔬菜）。情節記憶則隨著時間開始加速流逝。為什麼會這樣呢？部分原因顯示，程序記憶與語義記憶是通過反複回想的方式得以強化，從而形成穩固不變的記憶。不過也許還因為，單從人類生存演化的立場來看，記住昨天到哪裏散步、途中遇到誰、又談了些什麼，這實在一點兒也不重要。對人類延續而言，重要的是記住“行走”所代表的意義，以及該如何走路。
我們已不再需要事無巨細的情節記憶了。雖然能夠擁有強大的情節記憶是件很棒的事，同時失去它時也會讓人發狂，但我們就是不再需要這一類的情節記憶了。
或者，再舉另一個我提出的謎題為例：人名。我們為什麼記不住這些人名？嗯，假設你從演化的角度來看待這個現象，我們為什麼該記住這些人名？我們為什麼期待要記住這些人名？考量一下你每天所接觸到的名字數量——不管是在家裏、工作中、街道上、地鐵中、網絡上，還是報紙上等等。即使是非常、非常近期以來，每個人每天所接觸到的名字數量，可能已經遠遠超出從前一個人在一生所接觸到的人名數量呢。
在這樣的概念下，你也許會說人類演化的速度趕不上現代生活的實況。人類是還在演化中的動物。假如人類不因信息過剩而先爆炸的話，必將會繼續演化下去。
在此請允許我暫時插進一段題外話，為剛才提到“非常、非常近期以來”這句話稍做解釋：據說地球的年紀大約是四十五億年，這是地質學家通過將岩石分解成微粒的方式，所測量到的大概值。他們說，這方法與計算年輪圈數來判定樹木的年齡類似，不過對我而言，地質測量聽起來似乎不大費力。
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大約成形於二十五億年到四十億年前，那時海床裏開始有以單細胞形式存活的微生物。哺乳動物則大約出現在兩億年前。類人物種（這是相對於猿猴等類人猿的另一種說法）則在近一二百萬年前才出現。我們——也就是現代人類——出現在四萬至十萬年前。這就是了。
因此這樣你就可以理解，相對於地球全部的曆史而言，人類出現的時間實在不長——隻有地球年齡的十億分之一秒（這是我六十秒前剛學到的新單詞）的百萬兆分之一。不過你也可以看出來，一旦人類開始行動，我們就以神速進步著。而且一旦人類開始發明創新科技，我們可是以風馳電掣般的速度前進啊。
舉個驚人的例子，未來學家柯茲威爾在他的著作《心靈機器時代》中告訴我們：“以同樣單位的硬件設備來看，當今電腦的效能約是半個世紀前的一億倍。若是過去五十年來，汽車工業的發展也像電腦產業的發展般進步，那麼今天一部汽車的成本大概不到一毛錢的百分之一，而且還擁有超光速的車速哩！”
注意我上文中強調的部分。下一章將討論更多關於未來主義理論的問題。題外話就此打住。
不可避免的記憶力衰退
我告訴賈古斯特博士，從演化的觀點來看我可以理解，人類過了生育與養育小孩的年齡之後，身體的所有機能就會開始衰退。我也許不願意見到這樣的狀況，但是我能夠理解這種現象——肌肉鬆弛、卵巢萎縮、精子衰弱，以及相關所有機能衰退，但是記憶為什麼也會受到影響呢？
他說：“我們所謂隨著年紀增長而發生的正常記憶喪失現象，實際上是種相當輕微的機能退化現象。在大部分的狀況中，並不會給生活帶來多嚴重的障礙。”
既然如此，我接下來還是要問，為什麼始終會產生這樣的情況？這個問題的答案很普通，因為記住所有無關緊要的事，將會使你的腦袋爆炸（福爾摩斯效應）。
但如果這些並不重要的記憶會塞滿中老年人的腦袋，那它們當然也可能會塞滿我們子孫的腦袋。為什麼隻有中老年人受到影響？讓中老年人擁有完好的記憶，有什麼不好嗎？
想著這個問題，我仿佛聽到百老彙歌舞劇《屋頂上的提琴手》中，那個可愛的路人泰亞哀愁的低吟聲。泰亞對上帝訴說，他的確理解世上有許多上帝創造出的窮苦人家，而且也知道，身為窮苦人家並不是什麼可恥之事。但是，當然那也不是什麼能光宗耀祖的事。因此倘若上帝能賜予他適當的財富，這有什麼不好嗎？
把泰亞的詞句改編一下，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詢問大自然：我真的了解你創造了許許多多的“舌尖”現象者，而且我還知道這種現象一點都不可恥，成為一個“舌尖”現象者絕對不可恥，但實際上這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所以，假使你能設法讓我記住那該死的眼鏡究竟放哪去了，這又有什麼不好呢？答案則是老話一句：不符成本效益。
從生理機能的角度而言，你的身體是許多劇烈競賽的賽場。不計其數的細胞為了存活而相互競爭。演化學家認為，要維係新陳代謝運作的“代價極高”，而各種身體機能必須有助於生物繁衍，才有資格“持續進行新陳代謝運作”。若有些機能運作過程所需付出的代價過於昂貴，以至於維持此機能運作的代價勝過其產生的效益（即任何有助於人類繁衍的效益），那麼此機能就會剔除出局了——拿演化上的術語來說，就是“被淘汰”了。這就是物競天擇。我稱該現象為細胞資本主義。
現在，來談談大腦。大腦是個維護成本極高的器官，而維護大腦前額葉的成本更是出奇昂貴。如同我們之前已經了解的，大腦前額葉也許是情節記憶運作所需的必要器官，但情節記憶對我們而言卻並非必需的記憶。因此即使你不是哈佛商學院的畢業生，也能分析檢驗出這整個現象的成本效益了。
賈古斯特博士說：“大腦前額葉也許是大腦最晚發育完成的區域，卻也是最先喪失機能的器官（最後才被雇用，也是最先被炒魷魚的器官）。為什麼它們是首先喪失機能的器官呢？首先，我並不知道答案（問題來了：你是否經常聽到自己的醫生這樣說？）。但是我認為下麵就是一些合理的解釋：大腦前額葉會從大腦其他每個區域，接收到數量驚人的信息。它們需要大量的血液、消耗大量的氧氣，維護大腦前額葉運作的新陳代謝成本相當昂貴。為了維持前額葉的運作就得消耗掉所有新陳代謝的能量，而我認為，該物種（各位，就是我們）從大腦前額葉上所獲得的效益，已經不足以抵消維護此係統功能運轉所付出的代價了。”
我仍然有些疑惑：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的這些現象，其實與人類的演化並無關聯。因為，如果整個遊戲的目的是為了增加促進繁衍，那麼，假設一個小孩不但可以依靠父母記憶的照顧，還可以擁有祖父母記憶的庇護，則她或他存活到生育年齡的幾率不是更大嗎？
“喔，是的，這樣的爭議可還有個名稱呢，”賈古斯特博士說，“它被稱作‘外祖母悖論’如果一個人真的“返回過去”，並且在其外祖母懷他母親之前就殺死了自己的外祖母，那麼這個跨時間旅行者本人還會不會存在呢？這個問題很明顯，如果沒有你的外祖母就沒有你的母親，如果沒有你的母親也就沒有你，如果沒有你，你怎麼“返回過去”，並且在其外祖母懷他母親之前就殺死了自己的外祖母。。”
祖父悖論！真是夠了。我始終覺得自己正在進行一些不錯的有創意的思考，然而事實上，我隻不過像隻無頭蒼蠅，愚蠢地闖進一個眾所周知、被稱為“祖父悖論”的思考胡同罷了。
賈古斯特博士說：“是的，這是正常老化現象引發的爭論之一。但是，你必須注意一點。我並不知道，在人類生存在地球的大多數時間中，人類的平均壽命究竟多長？不過我認為應該是三四十歲吧。過去，三十五歲就可能當上爺爺奶奶了。”換句話說，就是比情節記憶開始跟我們玩捉迷藏遊戲的時間更早之前的年紀。
這就是了，這就是最關鍵的地方：在大自然原先的設定中，人類的壽命並沒有那麼長。那麼，我們怎麼會活得如此長久呢？
生物人類學家狄肯博士有個不錯的理論，但他不認同這個說法是理論。他說這隻是他天馬行空般的瘋狂假設。
他說：“延長哺乳動物生命最典型的方式，就是將其飲食攝取量縮減到從前的狀況。”他在這裏提到的方法就是熱量限製，也就是——嗯，你一定記得什麼是熱量限製。有誰會忘記熱量限製呢？這是每當你開始流口水時，就會興起的念頭。
“人類從未進行那樣的飲食方式。那麼為什麼我們會如此長壽呢？大猩猩與黑猩猩在我這個年紀時（狄肯博士五十七歲），已經老到無法抵抗疾病了；它們新陳代謝的能力一蹶不振，認知能力也可能急劇退化。為什麼同其他與我們有相同體積和同樣新陳代謝功能的物種相比，人類老化的速度這麼緩慢，還多活了半輩子的時間呢？對我而言，這仍是難解之謎，但我心裏有個假設。
“我認為這與人類的巨型大腦，以及大腦進行新陳代謝所消耗的熱量有關。我的想法是：因為大腦消耗了超過其被分配到的能量，於是人體內部係統自動地將此狀況視為一種熱量限製。我認為，我們巨大的大腦已成功地欺騙身體，讓其減緩老化速度以保存能量。
“現在就體積上來說，大腦體積比例較大的物種都有共同的特征。”狄肯博士說話的時候，一條小型犬在他的腳邊打轉。賈古斯特博士接受訪談時，一隻貓咪坐在一旁，而狄肯博士則有一條狗。“我曾經有一條名叫麥克斯的大型黑色拉布拉多犬。對一條大型犬來說，麥克斯在相當合理的年紀過世——十五歲。這條小型的切爾西犬也許可以活到十八九歲。小型犬的壽命比大型犬長，越大型的狗壽命越短。”
你知道這些嗎？我可不知道。
“所以相對而言，小型犬的大腦所占身體比例較大？”我現學現賣地詢問道。
“相當大的比例。”
“所以就某種概念上來說，擁有較大比例的大腦，就類似進行熱量限製的飲食方法。”
“這是我個人大膽而瘋狂的假設。我認為人類老化延緩是種附帶現象（即是由另一種現象衍生而出的結果）。因為大腦保養得當所以老化的情況也延緩許多。我認為，此種瑪士薩拉效應瑪士薩拉效應：《舊約聖經》記載瑪士薩拉一直活到九百六十九歲，用來形容人類長壽的現象。，就是我們巨大大腦附帶的免費贈品。”
一個免費贈品。這不表示狄肯醫生認為：進入為了讓人類擁有夠長的壽命而賦予人類一顆大腦袋。他倒是覺得，我們的超長壽命是大型腦袋的附屬品。
多麼好的免費饋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