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3章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遺忘的優點00誰偷走了我的記憶第3章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遺忘的優點如果可以的話，請想象一下那位記憶能手神探福爾摩斯，宣揚遺忘的優點時的模樣。福爾摩斯隻需聞一聞煙灰的氣味，就能猜中你抽的香煙品牌（曾為老煙槍的我，也有這種能力，希望你沒有），隻要看一眼你鞋上的塵土，就能判斷你曾遊曆過何方。然而，有著最佳的記憶力和最敏銳的感知力的福爾摩斯，即使也擁有能夠回想泰晤士河河岸旁大大小小所有事情的最佳天賦，他卻會愉快地告訴你一件事——遺忘的重要性；所有人之中，隻有福爾摩斯會教導我們遺忘在所有事情之中的重要性。
噢，沒問題的，大師。你正與專家對談呢！
在福爾摩斯出版的第一本偵探小說《血字的研究》（Study in Scarlet）裏，第一次記載了他的這個理論。以下是其中的場景：福爾摩斯與華生醫生初遇之時，兩人正年輕、手邊也沒有錢，出於經濟的考慮，兩人決定合租一間公寓——那就是現今聞名遐邇的貝克街二二一之B號。當他們逐漸熟悉，華生開始發現福爾摩斯在其過人的智慧上有與世人不一致的奇怪之處，其中最怪的地方莫過於此了——福爾摩斯不知道地球繞著太陽公轉這件事。華生不敢相信，他十分地驚訝，於是他告訴我們：
“你很吃驚呀！”在我表示出驚訝的時候，福爾摩斯笑道：“現在我知道了，不過我最好還是把它忘了。”
“把它忘了！”
“你看，”他解釋道，“我認為人的大腦起初就像是一間空無一物的小閣樓，然後人們把自己想要的家具放進去。笨蛋才會把他路過的所有雜物都丟進去，因為這樣，對他有用的知識可能就會被擠出這個房間，或者好一點的情況是，那些有用的知識會跟其他許多事情混雜在一起，造成取用時的困難。所以，熟練的工匠就會小心選取放入自己腦中的東西。他所需要的隻是可以幫助他完成工作的工具而已，不過他擁有各種各樣的工具，並在腦中排列得井然有序。如果你認為這個小空間有著可彈性伸展、無限製擴張的牆壁，就大錯特錯了。以這樣的理論來看，一有新的知識要進入大腦時，你就會忘記以前所知的某些事情。此事非常重要，不要讓無用的知識把有用的知識擠出腦袋外。”
“但，那可是關於太陽係的知識啊！”我抗議道。
“這會給我帶來什麼厄運嗎？”他不耐煩地打斷道，“你說我們繞著太陽轉，即使我們是繞著月亮轉，這根本不會影響到我和我的工作啊！”
噢！這就是我說的自信。認為人的心智思考可以像旋轉門一樣，一件事情進來，一件事情就出去，真是個有趣的想法。有趣，但並不完全正確。
我們也許會敲敲腦袋說“磁盤已滿”，或是“硬盤已無多餘的空間”（這就如同我的雙親所說的：“我一定變老了。”這兩種感覺很相似，但有誰還會這樣說？在官方用語中，耳聾是“聽力障礙”、智障則稱為“智力異常”，而“老化”這個詞則根本不存在），但我們真的不知道大腦空間中的牆壁，究竟能擴張到什麼程度。
確實如此，正如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醫學機構臨床記憶中心創辦人戈登博士所言：“當人們年歲漸增，在獲取其他記憶時會遭遇更多的阻礙，因為他們的大腦中有著年輕人所沒有的一堆信息。”
如同他所指出的，這是件好壞參半的事情：你需要花費更長的時間才能找出已知的一些事情，因為你的大腦中裝了比過去更多的事情。不過，目前還沒有證據顯示，你非得要舍棄某部分的知識，才能騰出一些空間來裝入更多的知識。
能夠遺忘其實也算一件好事
不過，福爾摩斯想表達的重點完全正確：遺忘是必需的。這就如同演員麥克·道格拉斯在電影中所說的經典對白——“貪婪是件好事”——一樣正確，這聽起來似乎不合常理，但事實確實如此。遺忘是絕對必要的。我寧可冒著過感性化之嫌的風險，也要說遺忘是讓我們顯得更為人性化的要素之一——這也是為什麼很多記憶專家相信，人類在生理上的確已設定好遺忘這個過程。
戴維博士是紐約大學醫學院臨床神經學與精神病學副教授，暨紐約記憶服務處主任，擅長治療記憶障礙問題。此刻，我正坐在她的辦公室裏，這是一間看起來非常舒適高雅的房間。數不清的患者曾在這間辦公室裏抒發自己內心的恐懼（通常是表錯情了），因為他們的記憶力似乎出了點讓人笑不出來的狀況。在辦公室的地板上，有隻漂亮的狗兒正幸福地酣睡著。（戴維博士本人也很漂亮，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神經學家及精神病學家通常不是那種相貌靚麗的群體。）
戴維博士正向我說明著記憶的程序，我們始終通過篩檢、選擇以及過濾的方式，來決定是否該記下這些新信息——這個過程是個沒有意識參與的過程。
“人們會忘記的事情，”她簡明說道，“無非就是那些我們要特意忘記的事情。為什麼？因為求生存是生物體的本能。如果在這個房間中，我無法忘記此時在我身邊的一切，無法忘記牆上以及地上有什麼（噢那隻狗，她可以忘了那隻狗嗎），如果我無法忘記這裏所有東西的樣子及感覺，如果我無法優先列出我需要記住的信息，那麼我會記下所有無關緊要的細節，也會無法接待你，不能與人溝通，成了一個失敗的生物體。”
我們都明白該如何刻意去遺忘。也許是不自覺的，但一定是刻意的。舉例來說：我們會忘了那些勉強接受的邀約（對此，最好的辦法就是絕對不要接受任何你不想參加的邀約。我也不能總是能遵守這個好的辦法，不過它是個好鐵則）。忘了打電話給某些人，是因為我們正在生他們的氣，或者因為他們之前也忘了打電話給我們，或是天知道為什麼！
許多研究表明，當我們感到情緒低落時，就難以記起生活中任何的快樂時光，卻意外地對不快樂的時光記憶猶新。記憶誘發情緒，情緒促成記憶，我們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發展。情形每況愈下。
相比自己喜歡的人，我們更容易忘記那些不喜歡的人的名字。我想起一位朋友，她一時之間記不起前夫的名字，那可是和她共同生活了十一年的人啊！“你相信嗎？”她問道。我當然相信。畢竟心靈也有自己的意誌。記憶也有其偏見。我朋友憎恨那個男人，他的名字被恨意層層掩蓋，因此她無法把這個名字挖掘出來，也就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了。
忘記名字也是一個隨著年紀增長而產生的生理衰退現象，所以無需將全部注意力放在這上麵。（世界不停運轉，但人類天性卻沒有隨之而改變。“有時忘記自己知道的事，反倒是件好事。”敘利亞作家西拉斯在公元前四十二年就這麼說了。）
不過，這些都不是福爾摩斯心中所想之事。他所談及的是一種可以掌握的需求，一種在我們每天接受到的大大小小的信息中能夠開辟出一條路徑的需求。對於這點，福爾摩斯可比我們精明多了。
想想那些在法學院課程中，經常由特意安排的角色所扮演的情節：某人衝入房間，掏出一把槍，殺死了一個人，在驚聲尖叫中，大家紛紛趴下以求掩護，然後又恢複課堂秩序，每個人都被問到發生了什麼事。然而每個人回憶起的情況卻迥然不同（我們稱之為目擊者證詞），這幾乎要讓陪審團抓狂，因為我們並未真正發覺當時發生的每件事情，不過我們卻自以為做到了。
當然，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隻會省略無關重要的細節。這也是福爾摩斯與我們不同的關鍵之處。這位專家自己決定要忘記什麼，而我們卻是不自覺地忘記了事情。不過盡管如此，我們也常會有效率地忘記事物。這也是件好事啊！
康乃爾大學的神經學家瑞爾金博士直言不諱地說：“遺忘的重要性幾乎可以和記憶相媲美了。我們必須能夠忘記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如果我們做不到的話，我們將永遠處在信息過剩的狀態裏。”在這種狀態中，我們可會有極大的麻煩啊！
無法遺忘有時也是很悲哀的
有些情況，的確會讓人失去遺忘的能力。實際上，這些情況就稱為遺忘障礙。最普遍的例子（令人難過的是，這在戰爭期間更為普遍）就是“創傷後壓力綜合症”：火災事件、強暴事件、暴力意外、天災現場的劫後生還者，無法擺脫這些可怕的記憶（除非是借用藥物的介入來擺脫這些夢魘，不過這做法目前仍有很大的爭議，我們將會在第十七章“肉毒杆菌時代之後——記憶與未來”中提到）。
我們常在戰爭電影中看到反複出現的場景——劇中的人物身處戰場，四周炮聲隆隆，接著看到自己的夥伴被炸得粉身碎骨。然後鏡頭拉回家中，他隻要聽到身後的關門聲，就會陷入恐慌。即使我們並未體驗過這般真實的經曆，但因為看夠了這些橋段，所以能了解這症狀是怎麼一回事。
此外，還有一種很少人知道的遺忘障礙。阿根廷作家波赫士的一篇名為《擅長記憶的富內斯》的短篇故事中，就有個著名的例子。
富內斯是一位純真的鄉下人，有次他不幸墜馬，頭部因此遭受重創。當他恢複意識時，他發現自己成了記憶的機器。那場意外不僅讓他跛了腳，也讓他擁有完美的記憶力。他能記下所有事情，一件也無法忘懷。他記得曾經發生過的每一件事情，曾經學過的每一個道理，曾經遇過的每一個人，曾經聽過的每一句話，視野所及之處的每個細枝末節，甚至是“每棵樹上的每片葉子”。
進一步來說，這是專家所說的“清晰記憶”，指的是視覺記憶，也就是一般人所通稱的“照相機記憶”。在富內斯思緒擁堵的大腦中，每個記憶都是一個獨立的心靈影像。他無法思考、難以入睡，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記下東西。他不堪記憶的重負。他向敘事者說道：“先生，我的記憶就像個垃圾堆啊！”
波赫士說這故事不過是在比喻長期失眠，但讀過這個故事，我卻想到一個真實的案例：一個與無助的富內斯命運相似的人。實際上，除了一個是出現在杜撰的小說裏，而另一個則是記憶研究曆史上最出名的案例外，這兩人有著驚人的相似。
俄國心理學家魯利亞是莫斯科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他花了二十年的時間研究一位患者，這名患者的身份隻被簡稱為S（後來得知其名為雪瑞薛夫斯基〔Shereshevskii〕)。魯利亞教授在一九六八年於一本名為《擅長記憶者的心靈：有關浩瀚記憶的一本小書》的書籍中發表了他的研究發現。
S的記憶力的確十分浩瀚；他記憶的容量實在難以計量。一點毫不誇張地說，科學家們根本無法計量。柯南·道爾想象的大腦空間牆壁，幾乎在S的頭腦中不存在。魯利亞教授告訴我們：“通常認為，心理學家最基本的任務之一，就是測量一個人的記憶容量，但我卻無法在S身上執行這項任務。因為無論是S的記憶容量，還是這些記憶保留的時間，似乎都找不到極限。”
心理學家所稱的“短期記憶”是一種在幾秒鍾後就會消失的記憶，恰與深層保留的“長期記憶”相反。舉一個常見的例子：你從電話簿上查到了一組電話號碼，在來到電話機旁時，不斷地重複背誦，接著你按下了這組號碼，但電話卻在占線中，於是你掛上了電話。一兩分鍾後，當你準備再試一次時你得重新查閱電話簿。這就是短期記憶。
然而對S來說，短期記憶並不存在。每件事情都會變成長期記憶。魯利亞給了他一係列的文字（或一次三十個、五十個及七十個不等的數字序列），而S都能準確無誤地依次重複這些文字或數字序列。幾年後魯利亞重新測試一次（這可是十五年後了啊），S仍然記得所有的序列；那時S已經是位著名的記憶專家，能夠做出奧林匹克運動員等級的記憶表演。
這樣的心智究竟如何運作，仍然是個謎。也許那些擁有這樣能力的人，其大腦回路連接的方式與我們這些人有不同之處的。他們或許天生就擁有卓越的記憶力，甚至還借助第一章提及的特殊記憶方法，例如以數字代替字母以及創造奇特視覺影像，來強化他們的記憶——雖然我們一般人難以運用這些技巧，但他們卻是輕車熟路了。
與S一樣、擁有超人記憶的人們，最後可能都會在眾人麵前表演此種特殊能力。舉例來說，他們會請現場一百位觀眾大聲說出自己的名字，然後他會準確地依次複誦出所有人的名字，讓大夥嘖嘖稱奇。擁有鮮明的記憶可說是上天的恩賜，不然起碼也算是種能為你帶來滾滾財源的能力。但它也可以是種厄運，就像S隻是單純想要學會遺忘，卻陷入困境之中。
S同虛構人物富內斯一樣通過影像的方式來記憶，然而他也遇上了與富內斯類似的情況：S無法擺脫充斥大腦的視覺細節，以致無法領會這些細枝末節背後的意義。他算是一位地道的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人。當他試著閱讀時，每個文字都會引發出影像思維，令其思緒混淆。他無法歸納這些內容，無法將內容分門別類，也難以詮釋文字所描述的經驗。他能做的就是以一個個的影像方式，記住這些內容。
事實上，嬰兒正是通過這種直接的方式來記憶的。“這個概念是這樣的：嬰兒時期的人，”瑞爾金博士說，“可以完整地保留所有的感知經驗，卻無法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將這些經驗整合在一起，無法將實際情況有秩序地排列。”
瑞爾金博士解釋道，在嬰兒時期，你開始形成將信息整合在一起的能力，但一直“要到七或八歲以後，你才真的有能力按時間順序來講述一個故事。然後，你又更進一步開始運用形象性的語言，還會從自己的故事中提取主題，而不再需要以事無巨細的方式來記憶發生的事情。因此，對人類而言，這種能力的發展方向就是為了能夠擁有可以解釋更為複雜的情況，而記下細節的能力則會變得愈來愈弱。這是你付出的代價：為了使抽象概念係統化，以及運用象征性方式思考，你必須放棄最初那種直接的記憶方式。”
然而S所付出的代價卻與一般人完全相反。他保留了驚人的記憶能力，卻在毫無選擇餘地的情況下，喪失了記憶力正常發展的機會。魯利亞醫師告訴我們，S卓越記憶力所創造出的心智，其實是個垃圾堆。
多年前，我在《紐約時報》上寫了一篇人物傳記，文中主角是當時紐約市的主驗屍官——富有傳奇色彩的霍爾本。我在那篇文章中描述了他如何向我展示一張幻燈片——那是一位被謀殺者的臉部特寫，其中一隻眼球巧妙地懸置於顴骨上。“這張照片就像達利的超現實畫作，”霍爾本醫師說，“這簡直就是生活仿效藝術的實作！”
生活仿效藝術的實作。當我閱讀有關富內斯的短篇小說時，霍爾本醫師說的這句話突然湧入我的腦海；在擁有“垃圾堆”心智的S先生這個真實案例出現的約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與S具有同樣心智的虛擬角色富內斯就已經出現了。這真是生活仿效藝術的實例啊！
有些時候深夜躺在床上時，我會回顧一天所發生的點點滴滴，並試著記起我午餐吃了什麼，這想當然是失敗了，此時有那麼一瞬間，我甚至會為自己仿佛也成了十足的福爾摩斯而感到開心不已。聽著，我認為“忘記”午餐吃了什麼是件好事。不同於以往，我感謝自我的健忘，讓我由衷感謝忘記午餐吃了什麼吧！沒有非得要記得這件事的理由。福爾摩斯無需特意為了工作或生活記起菜單，而我也是。
我可以很高興地這麼說：雖然與你曾有過一麵之緣，但我立馬忘記你眼睛的顏色，因為這個信息對我個人的福祉而言，並不是那麼重要。讓我再次為不記得路上看到的每張臉孔、字典中的每個詞彙、擁擠房間中的每個人名感到歡欣。的確，我不是福爾斯，因此時常會把事情搞砸。我會記得一些無需記憶的事情，也會忘記一些不想忘記的事情，我猜這讓我的心智有點像是個垃圾堆。我需要努力調整一下。但當我致力於這個問題時，讓我記住“可以”遺忘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鑒於所有的情況，“遺忘”還真是個祝福啊！第4章
“他”的記憶&“她”的記憶
——性別與記憶00誰偷走了我的記憶第4章“他”的記憶&“她”的記憶——性別與記憶在最近一個慵懶的周末的早晨，我專心地玩著猜字遊戲，我問我的丈夫：“你剛好能記得舊金山四九人隊裏那個名字是由九個英文字母組成的著名的接球員嗎？”雖然他平日對名字並不敏感，不過卻回答說：“當然，是傑瑞·萊斯。”
這個人理所當然地給了答案，而我恰巧就不會記得任何一位“舊金山四九人隊”的著名接球員。我所能記得的是高中舞會上所穿的禮服。那是件黑色薄紗禮服，有著紫紅色的腰帶、低肩的領口，且袖子是……
打住！我如此小心翼翼地處理這個充滿爭議的議題，最主要想強調的重點即是，仍有一堆女性對美式足球非常狂熱，對服飾卻漠不關心，但我們在此談的是“一般而言”。例如：一般說來，女性的身高低於男性。當對話停滯或你忘了正要講什麼話時，一個小小的平均數即可在此時派上用場：擁有一百七十八厘米身高的男女比例約是三十比一；而在一百八十三厘米的身高上，男女比例則為二千比一了。因此這些熱愛足球的女性不在平均之列，但我是。我還記得自己禮服有蓬蓬的短袖，上麵還有黑色的小蝴蝶結。
雖然沒有充足的科學驗證基礎以供參考，但這類事情通常都被稱為是“女人天性”與“男人天性”的佐證。天性理論在近數十年來並不流行，至少自女權主義運動複蘇以來就逐漸式微了；因為除了男女生理構造上確有不同外，性別會造成天生差異的觀念，在女權主義的理念中是一種政治性的錯誤觀念。然而科學戰勝了理念，大腦檢測技術——正電子斷層掃描與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讓科學家確實“看見”我們的心智如何運作，為古老的先天／後天之爭，點燃了新的戰火。
近幾年來，大量的心理學測驗顯示了記憶上的性別差異。不過這些測驗卻沒有說明造成差異的原因。男女記憶上的性別差異表現為：男性有較佳的空間記憶與方向感，而女性有較好的視覺記憶。這表示，在討論要如何從一處去往另一處時，男性多依靠方向提示，女性則以地標為主。
相較於男性，女性通常在心理學所謂的“情節記憶”方麵表現優異。所謂的“情節記憶”就像是關於“我們最後一次遇到瓊斯一家人是什麼時候”的記憶。即使到了垂暮之年，女性似乎仍保有這個優勢，不過那時的問題可能會像這樣：“我們最後一次遇到那個誰是什麼時候啊？”
舉例來說，在描述暴力意外或犯罪事件的細節時，女性擁有較好的目擊記憶。在小說著作中，有著超強眼力的角色多為男性，但在現實生活中，一般而言，女性則比男性更具福爾摩斯的特質。
女性對於自己身上的事情發生有較好的記憶力，而且在孩童時期就這樣。此外，對於與他人相關的經驗，女性也有著較佳的記憶力。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即使在隻有幾個月大的嬰兒時期，大部分的小女嬰就可以記住她們認識的人，也可以分辨出熟人與陌生人的照片。而通常小男嬰在這個時候並不具備這種能力。
在與情感相關的經驗上，無論是正麵還是負麵的，女性同樣也有著較佳的記憶力。相較於男性而言，女性更能回憶起其中的細節。雖然你在我身上無法得到驗證，但有部分研究發現指出，女性更擅長記憶人名。
先天&後天
這就是先天與後天產生爭議的地方：為什麼會出現這些性別上的差異呢？當然，這可能完全是性別機械性行為學習所造成的後果。若男性顯示出擁有較弱的語言記憶與情感記憶的特點，則可能是因為男性被鼓勵要少說話、多做事。如果他們在尋找路徑上有較佳的記憶力，這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就是這麼要求男性，就如同女性會被認定較善於記憶人際經驗。或者，也有可能我們的文化真能對大腦運作方式產生影響，於是大腦學會更有效率地記住被期望要記得的信息。也或者，這是一種受到文化與生物因素混合影響的現象。
就我個人而言，我比較傾向於後天學派：性別上的差異表現主要是由社會化運作造成的。從在醫院產房的第一天開始，醫護人員為新生兒戴上粉紅色及藍色的手環時，這個情況就在發生了。如果我丈夫記得他的第一台車（他真的記得那部車的每個細節），而我記得自己的初吻（我確實記得，是在一個有寬銀幕的電影院中），這是因為我們所處的社會期望男生和女生就該記住他們所該記住的事情。
我一向堅持這個信念，也從未見過任何相反的證明。因此，數年前，當我在《紐約時報》社論頁上看到一篇文章時，眼光就被牢牢吸引住，這篇文章把男女差異的原因，歸咎於先天因素。這篇文章的作者拜倫柯恩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精神與心理學家，也是英國劍橋大學精神科自閉症研究中心主任。
當時，在美國麻州另一個同樣叫做劍橋的城市，一場風暴才正要肆虐。如果你那時剛好在南極洲的浮冰中漂流，恰巧沒有聽過這件事，那麼請允許我在此將實際情況作簡單說明：
當時哈佛大學校長桑默士在演講中表示，在數學與科學領域成就上，女性也許天生就不如男性。天啊！戰火蔓延了整個校園。許多教職員及其他人士要求把桑默士五馬分屍，或在大眾麵前處以極刑，或至少將他解雇。桑默士在日漸擴大的風暴中仍任職六個月才辭去職務（但風暴仍持續進行，也有部分人士認為，二〇〇七年佛斯特成為哈佛校史三百七十年以來第一位女校長，與桑默士事件“絕對”脫不了幹係。“從一六三六年迄今——哈佛等太久了。”一位心情愉悅的女教授如此說道）。
拜倫柯恩博士在文章中以“哈佛校長是否受到了不公平的責難呢”開頭，然後他在文章裏給了決定性的答案：既對又不對。拜倫柯恩博士說，的確，在進行性別不同的測驗上，也許會顯示男性在科學上的表現比較優越，但測驗所顯現的隻是平均值。測驗無法告知我們單一個體的任何事實：“這表示，即使你是位女性，也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認定，你就無法在自己所選擇的科學領域上榮獲諾貝爾獎。一位傑出科學家就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與性別無關。”
在做出這段極佳的評論後（哈佛前任校長桑默士也許會希望自己當時也這麼做吧），拜倫柯恩博士筆鋒一轉，寫道：“然而，許多心理學測驗確實顯示就一般而言（在該項研究領域中，這是句至理名言啊），男性在數學、機械、物理上的表現較好，也就是對係統性事物的理解能力較強。（拜倫柯恩博士是這樣對係統的，係統是指所有運作過程中可以用“如果……則……”法則來描述的係統：“如果”你在Y上使用X，“則”可以得到Z。音樂、航海、工程、電腦程式都屬於係統性的事物）女性平均而言，則在語言、溝通、人際關係、情緒知覺上有較好的表現，也就是對人的理解能力較強。”
身邊環境對此現象是否也產生影響呢？拜倫柯恩博士說，絕對有，但部分性別差異在生命之初就已顯現，生理因素必定也有影響。他將該階段回溯到嬰兒出生之前，也就是回到充滿睾固酮（亦稱睾丸素）的子宮的生命初始階段。
男性女性都會分泌睾固酮，但男性的分泌量遠多於女性，而睾固酮又與大腦的發育有關。拜倫柯恩博士認為，正是這種荷爾蒙決定我們最終會往了解係統的方向發展，或是朝了解人們的方向發展。如果胎兒體內的睾固酮濃度較高，他似乎就比較容易發展出拜倫柯恩博士所稱的“係統化型大腦”。過量的睾固酮可能會造成“極端男性化的大腦”；這類大腦的特點就是，通常過度沉迷於一些與自閉症有關的係統性活動。
“係統化”——我將注意力鎖定在這個字眼上。我想起了阿根廷作家波赫士筆下的虛構人物富內斯，他有點像是一個陷在其優越記憶能力中的智障記憶專家。我想起了S，那位俄國心理學家魯利亞的有著超人記憶力的病人。我想起了那些在舞台上表演的記憶專家，也許偶爾會出現女性，但絕大多數都是男性，而且他們都能運用精巧的係統來幫助記憶。
我思索了一下：係統化是否能促進記憶呢？記憶術（mnemonics，該詞起源於希臘文“mimneskestha”，即“記得”之意）是否即以係統為基礎呢？的確，記憶術就是一種係統。這表示男性天生就擁有與女性不同的記憶模式嗎？帶著這樣的想法，我整理好自己的問題，前去拜訪拜倫柯恩博士。
男人和女人的記憶模式有非常大的不同
我們在他的辦公室中見麵。他的辦公室在劍橋大學一棟古老的建築物中；這兒有數百年曆史、嘎嘎作響的樓梯以及隱約散發著光澤的木欄杆。拜倫柯恩博士說話語調溫柔輕和、舉止風度翩翩，在談到性別差異的議題時非常謹慎。大多數的研究學者都是如此，小心翼翼地探討該話題，不過有時也會以較激進的方式進行。
舉例來說，在哈佛心理學家品克與史派克的辯論中(品克為“先天派”的學者，而史派克則為支持“後天”因素的學者），品克博士說：“相信小男生與小女生天生沒什麼不同，且從本質上講他們不過是由其親代在社會化進程中所鑄造出的人，據說你可以把某個專門術語套用在他們身上，就是，生不出小孩！”
哇！仍舊有少數研究學者會這樣魯莽（有些人會說這過於放肆），比如激進“先天派”的莫伊爾博士。她與傑塞爾合著了一本書：《腦內乾坤——男女有別，早已有之》，在這本書中她寫道：“因為男女的大腦有別，所以才會造成性別差異。男性與女性的大腦在構造上不同、處理信息的過程也不同，這就導致了不同的感知、優勢與行為。”她表示，支持此觀點的諸多發現已“悄悄被擱置在一旁”，因為這些發現是具有強烈政治性錯誤的理念。“不過，以事實為基礎來行事總是比較好的，不能因為心懷善意，就認為事實不該如此。”對莫伊爾博士來說，這可不是荒謬的理論啊！
我請教拜倫柯恩博士，關於他所發現的人在幼兒時期就表現出的性別差異是否就是生理上的因素。他說：“你很難排除環境因素，除非你可以在嬰兒一出生就進行測試，或是找到相關的產前因素，不過我們確實在成長初始階段，就發現了性別差異。”
他說到自己研究團隊所進行的一個測試，他們用錄像記錄一歲小孩在地板上玩耍的情況。他們讓孩子選擇要看哪種影片，一種觀看臉孔，另一種是車子（這裏我們又再次用上了車子），結果男孩觀看車子的時間較長，而女孩則是對臉孔較有興趣。噢，已經一歲了啊，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值得驚訝的。在生命的第一年裏，已經有許多環境因素對性別產生了影響。
不過在拜倫柯恩博士接下來描述的測試中，可就不同了。在這個測試中，研究人員在一百個嬰兒視線內展示兩樣東西，同時用錄像記錄下嬰兒的反應。這兩樣東西，一個是人的麵孔，另一個則是與人有著同樣大小、形狀與顏色麵孔的機器人。女孩多是看著人的麵孔，而男孩的目光則多停留在機器人身上。
“這也是在一歲時做的實驗嗎？”我問道。
“不，是出生的第一天。”拜倫柯恩博士說出的話，讓我以為自己聽錯了。
拜倫柯恩博士的研究小組可以從懷孕母親身上提取出的冷凍羊水裏，檢測出胎兒在產前的睾固酮濃度。在一歲時進行觀察，那些產前睾固酮濃度較低的胎兒幾乎都是女孩，她們表現出較多的視線接觸、較多的溝通技巧，與普遍較強的社交能力。那些睾固酮濃度較高的胎兒則對機械物件顯現出較濃的興趣。
這些孩童到四歲時所進行的後續研究，顯示早先的情況仍未改變：睾固酮濃度較低的孩子，仍然在語言與社交技能上較占優勢，而睾固酮濃度較高的孩子，則在社交上較居弱勢，興趣範圍也較有限。
“當我們得到這些結果時，”拜倫柯恩博士在其《本質差異：男女性大腦與自閉症的真相》的著作中寫道,“我有種脊背突然發涼的古怪感覺。幾滴小小的化學物質就足以影響人類的社交或語言能力，這讓我覺得十分神奇。”
此時，我所想到的問題是：這個“小小的化學物質”也可以造成男女在記憶上的差異嗎？這個問題是拜倫柯恩博士還未探索過的領域，似乎也沒人對其作過深入研究。不過拜倫柯恩博士所提出的導致性別差異的睾固酮理論確實是被實驗認證了的，即男性大腦多被物品所吸引，女性大腦則多對人們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