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頭兒不管不顧,盡情地發著火。老趙書記是出於一種感恩的心情求人討錢來修敲梆崖這段公路的,為什麼就沒能引起當地的重視?老人因此認為,國家撥下來的那麼多錢,有相當一部分沒有管好,白白浪費掉了,問題就出在這種不踏實不認真不負責的作風。眼看隧道就要打通了,卻又突然停工,功虧一簣。苗書記聽著這位前輩的訓斥,想表一個態,解釋幾句,誰想到這老趙書記餘怒未息,大聲說,我不聽!摔門而去。
苗書記尷尬地笑笑,就去看望留守兒童,安排記者采風的事。辦完這些,他對幺妹子說,你把支部成員和村民代表都找來,我們開個會吧。會上,苗書記首先作了自我檢討,說自己幾次上白虎寨,隻是看了少數困難戶,沒有真正了解大困難,對通村公路建設沒有從戰略上予以重視,以至於釀成了大的群眾情緒,辜負了黨的重托和群眾的信任。我代表縣委縣政府給你們作檢討。王二叔就連聲說不敢當不敢當,哪裏有縣委作檢討的道理?苗書記很鄭重地說,省政府十分重視白虎寨的交通問題,書記過了問,省長熊了我一通,批給我們一百萬,支持白虎寨搞好交通和新農村建設。大家聽到這裏,一個個跳了起來,大聲地喊叫著,就把苗書記圍了,看他手中的省長批字。省長的字不大好認,但那個一百萬的數字千真萬確。苗書記接著宣布,恢複白虎寨新農村試點建設指標,隧洞工程立即複工。他還當麵把交通局長李文龍和扶貧辦主任指給大家認識,說一切由他倆負責落實。又把接待科長叫過來,一定要保證老趙書記在白虎寨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他沒有說盡快修通公路好把老書記送回家去,這有逐客的意思,隻要老趙書記願意,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他如果願意在這裏頤養天年,那就趕快給他修房子。
三
苗書記剛下敲梆崖,縣裏就通知要召開全縣三級幹部會,村長支書都要參加,不得請假。傳達省委書記的重要批示,會場上的氣氛從來沒有這麼嚴肅過。
“最近在一些地方,出現了地方政府支持侵占農民利益而引發的群體事件,要引起各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這個所謂‘白虎寨事件’,也屬於這一類。一條村級公路,數十年得不到解決,有人罵了共產黨。一個退休老幹部都能想到的事,我們為什麼沒能想到,想到了也不動手去做?本來是修路的矛盾,訴求得不到重視,久拖不決,釀成大事;本來是經濟問題,把它政治化;本來是利益之爭,把它刑事化;本來是民事問題,把它民族化。把政治與經濟對立起來,把村民與政府對立起來。我看,這不是追究群眾責任的問題,是要追究領導責任的問題。鄧小平同誌說過,共產黨做錯事,沒有為人民辦好事,人民要罵可以罵,因為你是執政黨,代表人民來領導全國人民嘛,人民為什麼不可以罵?罵響了或許可以警覺,會糾正錯誤,所以我勸同誌們不要怕罵。當前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利益訴求多元化,這其中,既有正當合理的訴求,也有非理性的不合理訴求。之所以會有一些非理性不合理的訴求,我們固然可以從當事人自身去找原因,但是,這種現象之所以不斷出現,甚至愈演愈烈,也與一些地方為了息事寧人甚至取悅當事人而一味迎合其非理性不合理的訴求有關。如果不從法律和政策層麵來解決問題,防止重複上訪越級上訪就是一句空話。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責任也是有限的。如果突破法律和政策的底線去取悅少數人的利益,換來的將是法製精神的喪失,公眾利益的損害。在這方麵,我們有不少教訓值得記取。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是通過自身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實踐來取信於民,而不是貪一時之功,圖一時之名,或者僅僅是怕挨罵,做些急功近利的事情來取悅於百姓。這也不是真正的維穩。”
我的天!這不是把“白虎寨事件”給翻了過來!?省委來的人念著念著,離開了稿子,望著大家,激情滿懷地說了起來:對於這個國家和這個社會,農民以及農民工要求得是那麼低,那麼樸素,他們已經承擔了中國改革的最大成本,卻分享了最小的成果。這個謙卑、低微卻極其龐大的人群,其實是未來中國真正的穩定器,他們富則中國富,他們穩則中國穩,他們強則中國強。下一步改革中,他們是否能真正、足額分享到改革帶給他們的好處,是衡量改革成敗的關鍵。隻要農民依然被當做低微身份的代名詞,而非一個普通職業,崛起和中興這樣的宏大詞彙都隻是空談。會場開始還鴉雀無聲,繼而是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許多人聽了,想了,仿佛茅塞頓開。
幺妹子從縣裏開會回來了,在村裏一傳達,大家幾個月來受的窩囊氣好像一下子就消了。大家都說,還是共產黨厲害,知錯就改,我們不怪政府,我們也有不冷靜的地方。
金幺爹就問唐先富,我就想不通,這同樣是一件事,先前的結論和後麵的看法怎麼就大不同呢?依先前的結論,你這次算是個首惡分子,那就要抓去吃牢飯的,怎麼省委書記一句話,你就屁事沒得?還官複原職!唐先富說,哪個敢不聽省委書記的。金幺爹不以為然,說,我看那省委書記水平就是高,幾句話就點到了問題的死穴。不過,要是我當這個書記,還是要治你的死罪才行,這次隻把你的小紗帽摘了幾天,頭發都沒帶下來一根,真是便宜你狗日的了。唐先富就嘿嘿地笑,說,我什麼時候碰巧見到了這個省委書記,我一定要在大街上給他磕個長頭才好呢。
幺妹子被唐先富給攔住了,他一副神秘兮兮的樣子,兩眼朝周圍瞄,說:“我有一件大事要跟你說。”說罷,他從懷裏取出一張紙,遞給幺妹子,說:“你先看看這個。”
幺妹子就著傍晚微弱的天光,看了一遍紙上的文字,又看了一遍,當她確信這張合同的意義之後,眼裏都要冒出光來了,興奮地說:“先富叔,你可找到了一個致富的好門路哇!”唐先富說:“是的,這是我唐哥專門給我的,確實是一個致富的好門路,我仔細琢磨過,白虎寨漫山遍野都長的是寮竹葉,哪裏會想到外國人還這樣過日子呢?我們用個土碗裝菜盛飯,外國人還要用寮葉子包著墊著,你說這怪不怪。”幺妹子說:“我在深圳也見過這種用法,很多高級酒店裏,用蘆葦葉子、荷葉包食品,墊菜,人家要的是那個清香味,我就是沒把它和白虎寨的寮葉子連在一起想。”唐先富說:“那時候,你還沒回來嘛,不當家理事,怎麼會操這個心呢。”
幺妹子很果斷地說:“我支持你,你搞個專業戶,注冊,創業當老板。”唐先富忙說:“妹子,我在這裏等你,不是我個人搞,是想把這份合同拿出來,讓村裏搞,村裏正缺錢,這個合同一季搞下地,能賺幾萬的。”幺妹子十分高興,一是村裏又有了一個致富門路,這寮葉子就長在山上,成本低,采摘加工都容易,二是村長在為集體著想。
幺妹子沒再多想,第二天就召開村委會,討論如何做好村長的這筆生意。張二叔有些懷疑這事,這麼好的一筆生意,村長為什麼不自己做,要交給集體?是不是有什麼隱情?春花認為要先和那個大哥聯係上,要把合同再核實一遍才能相信。這事傳到金幺爹耳朵裏,他大笑三聲:“太陽硬是從西邊出來了,寮葉子都能賣給外國人吃,那我們白虎寨山上的石頭怕也要賣給美國做原子彈呢。”經過金幺爹一傳一揚,整個白虎寨都在笑話唐先富,說他想發財硬是想昏了頭,被人拿個假合同騙了。唐先富官複原職之後,他忽然覺得自己也很了不起,是省委書記給平了反的人,一高興,就把收寮葉子的合同貢獻給村裏,想讓大家看看我唐先富也不是一個吃獨食的家夥。幺妹子和唐先富找到向思明,向思明說:“寮葉子這個東西能賣錢,這是事實,你們不要少見多怪。”他看了合同書,然後說,合同書是真實的。不過,他不主張由集體搞,建議還是由唐先富成立一個公司,大家摘了寮葉賣給公司,等把各方麵的關係理順了,再考慮進一步擴大,除了加工寮葉,還可以搞山野菜加工。幺妹子讚成向思明的意見,認為還是向鄉長考慮問題周全。
唐先富說幹就幹,去工商局辦了執照,請博士給寫了一個牌子,叫“白虎寨綠色食品加工廠”。唐先富按照大哥的要求,把大家送來的寮葉子和樣品對照分等級。開始大家沒經驗,上山一天也就摘個三千匹五千匹,最後,有人一天能摘一萬多匹了。一匹葉子,大哥給唐先富一分錢,唐先富就給摘寮葉子的人七厘,一季下來,多的人能到手三五千塊錢,少的也能得到一二千塊,唐先富的加工廠一季下來,大約賺了一萬多。這一下子,在白虎寨可是破天荒的大事了,遠不隻是賺了幾個錢,這讓大家相信,這就是創業,讓大家相信了知識,相信了信息,看到了市場,得到了比種田更大的希望。
四
向思明去鄉裏開會,食堂裏的晚飯還沒熟,他就順便拐到彭長壽家裏,問彭鄉長:“你說縣委作出的決定能算數嗎?。”彭長壽說:“怎麼,縣委有什麼決定不算數了嗎?”向思明就說:“那為什麼種魔芋的事就推不動呢?到現在還沒有人來白虎寨買種子。”一聽這個事,彭長壽不吱聲了,向思明一再追問,他才說:“你真想知道原因?”向思明就有些激動,就說:“請你點撥。”彭長壽站起身來,說:“走,我這腸子都生鏽了,你請我去館子裏撮一頓再說。”向思明就笑,你怎麼不早說?我也正想去喝一杯。
幾杯酒下肚之後,彭鄉長開了腔:天底下最窮的是農民,那天底下最苦的是誰?向思明說,還是農民。彭長壽望了望他,說:“不,是我們鄉村幹部。”他說,鄉幹部好歹吃的是財政飯,村幹部吃什麼?吃的泥巴飯,縣財政每年隻給一點補助。上半年,我三分之二的時間在州、縣開會,在搞接待,我們鄉一級政府本來處在國家政權最下端,離老百姓最近,但我們隻有十分之一的時間在下鄉,還不一定深入農戶。我們忙,不能像城裏按時上下班,星期天也很少休息,會議太多,各種形式,掛標語,製牌匾,填表格,明明知道作用不大,也得搞,搞死人。忙和苦還在其次,關鍵是窮。沒錢發獎金,沒錢出差,沒錢維穩。我們開不起村幹部會,你把人家喊來了,吃飯、睡覺怎麼辦?這都要錢,我們就隻好下到片區去傳達,輕易不敢把大家喊到鄉鎮上來開會。彭長壽愛喝酒,隻要向思明給斟,他來者不拒。他繼續說,我們貧困山區受交通和資源所限,招商引資缺手段,簽約很多,落地很少。怎麼辦,就是種煙,是煙葉公司給我們鄉每年幾百萬。彭鄉長像訴苦似的,繼續說:向鄉長,你們住在大城市,你不曉得,維穩的壓力大呀。大約有20%至30%的人多年來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搞成了習慣。向思明就問,哎,你是老鄉長了,我問你,這些上訪的人難道都是無理取鬧?不不不,大約有一半的上訪者還是真有些道理的,但由於是曆史形成的,牽扯麵大,很多矛盾眼下無法解決。沒得法,今年縣裏搞了一條,“無理上訪非法上訪的要堅決打擊”,情況才好一點。信訪和安全,壓力山大,不管你鄉和村有沒有錯,都得承擔責任,隻要造成非法上訪,就“一票否決”,不評先、不提拔,割肉賣兒也得去把上訪的人接回來。越級上訪跑到北京去,如果他跑到大使館或是國務院去了,我們就完了,縣委書記就要被省裏約談,我們就要被“一票否決”。省裏給我們縣一年隻有兩個指標,超過就要被否決。向思明問,那他們為什麼總要往北京跑?嗨!你讀書人還不知道?這叫告禦狀。現在的問題是依訪不依法,非要領導批示了才給解決。向思明說,這肯定不是一個好辦法。
向思明對彭鄉長生出許多同情,就說,一個鄉村幹部,既想實現自己的理想,又想給一方百姓謀利,還要風清氣正,是很難啊。彭長壽接著說,小向我跟你講,一個鄉鎮領導,就是縣委書記,麵子工程還是要搞的,在你小弟麵前,我們不講假話,上麵給的錢有限,大的項目都要搞在示範點上,搞在公路邊上,既有示範作用,也有展示作用。你想,我在下麵拚命工作,幾十年了,付出了很多吧,可還是個正科,我當然會有失落感!但是,總有個發光的泡泡在前麵飄,你就不斷地追呀。你說為什麼要搞政績?從中央到地方,沒有哪個幹部不想搞政績的,問題是我們貧困地方,一,資金有限,你又想留下點政績,那你就隻能集中資金辦點,二,領導人下來一趟難上難。“領導看一眼,我們幹一年!”
彭長壽借了酒勁,思緒又回到了鄉鎮機關,說:我一個鄉鎮機關,八大中心,一辦一所,五十多個編製人,我雖說是個鄉長,是行政一把手,其實也沒什麼硬的抓手,得哄著他們做事,以權壓人現在根本就不起作用。你想,都在最基層幹,都是些窮哥兒們,我的官最大,年收入也隻有兩萬五左右,隻能保個基本生活,我買房子的錢至今還沒還完,找人借錢還險些被搞個雙規!幸好有你和幺妹子出麵救我。我愛人在打工,每月也隻有一千二百元。我一個大男人,隻有年終一點獎金沒交給愛人,留作我的零花錢,煙都不敢抽好的。我小孩生病了,住進了醫院,我借錢打進卡才用藥。我一年四季很少回家,想起來,我就很對不起我的家人,讓他們也跟著我受苦。說著,聲音有些顫抖,眼中有了淚花。我在大會上說,我是一個老黨員,我不是來撈錢的,我是來做事的,但我心中怎麼不想錢呢,我太缺錢了,越多越好,關鍵看你怎麼得到它,是漲工資還是貪汙受賄?我跟書記商量,我們要人性化建設幹部隊伍,精細化推出各項工作,差異化打造特色產品。我們鄉一級和縣一級是不一樣的,縣長書記說一句話能起作用,因為他們手中有人事權有財權,有政策有資源。鄉裏沒有人權財權,在這種體製下,我們鄉鎮工作就隻能體現在為農民服務和社會管理上,可是老百姓不管,他就認為你有權,都在謀私。五十個編製,工資之外縣財政一年隻給我二十五萬,人均不到五千,在省裏在北京也就一桌飯錢。我能幹什麼?除了國家給的錢,還有誰能給我們錢?我們全縣最大的企業就是煙草公司,煙草公司能給我們錢。
彭鄉長遲遲不點明向思明問的問題,向思明就問:“種魔芋能給農民增收,而且不比種煙的收入少。”彭長壽這才說:“問題在於種煙能給縣鄉政府和煙農兩方麵增收,而你的魔芋卻隻能給農民一方帶來好處。”向思明問:“每年我們鄉裏能從煙草分到多少錢?”彭長壽說:“按收購擔數算的,每年至少二百萬。如果我全鄉都去種魔芋,這二百萬就沒了,沒有這二百萬的預算外收入,我這鄉長還當得下去麼?”
啊!向思明終於明白了:“我一直不懂縣鄉幾級政府對種煙為什麼這麼重視,你這一說,算是明白了一些。但問題也就出來了,那我們全縣行政幹部很大程度是在為煙草企業打工?”彭長壽似乎早想過這個問題,就說:“這不稀奇,一個縣委書記的正常收入還不及一個鄉村煙草收購員!”向思明又給彭長壽斟酒,說:“願聞其詳。”彭長壽說:“我過去在小鄉當書記,最恨的就是煙草收購員,有的收購員他黑了良心壓級甩秤,收一季煙自己能買一幢房。鄉鎮幹部包村包點,拚死拚活發動農民多種煙,到收購時被一個收購員拿捏,很多煙農投訴,我一氣之下就把這個收購員給趕了,趕是趕了,作用不大。後來我才明白過來,這不單是一個收購員的問題,是一個經營體製問題。”彭長壽去了一趟廁所,回來補了一句話:“我們都被狗日的煙葉給綁架了。”
向思明陷入了沉思,一級政府,動用幾乎全部的行政資源,為一個企業保駕護航,從外表看,給農民是增加了收入,可是,就為了得到這一點返還資金,說白了也是一種回扣,這其實已經損害到了我們的政權。作為一級政府,拿了公權力,以很多精力扶持單一產業,這是很危險的。向思明後來才發現,周邊有不少縣市,行政幹部都在變相給煙草打工。每到收煙季節,煙草幹部到處走走,算檢查督促,而我們行政幹部全線上路設卡堵卡。你一個企業,憑什麼要我一級政府幫你壟斷?反過來說,我們這不是集體以權謀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