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保衛夏收回來，連裏通知我調到子女校當老師。這真是喜從天降，夢想突然成真了。同時，調到學校的還有幾個轉業戰士。從此開始，我就步入了教育戰線，開始了我的教育生涯，一直到退休，在教育上從小學到中學，從教師到校長，從農場到城市，在教育戰線上工作了近四十年，我也不知教過多少學生，隻知道，我的學生差不多分布在全國各地。我從心裏感激決定調我到子女校的人，是他改變了我的命運。不過，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誰決定調我的恩人。
我們到子女校時正趕上學校放暑假。教師到下野地管理處中學集訓學習，我們也一塊到該中學參加政治集訓。那時下野地9個農場隻有這一所中學，當時，隻有初中，還沒有高中，是下野地最高學府。沒想到後來我到這個學校當了中學教師，後來，又當了這所中學的校長。學習回來後，學校領導又對我們幾個新教師進行業務培訓。主要是學習備課。教務主任姓薑，他找來老教師的教案本，還找來教科書，讓我們模仿著備課，學習寫教案。開學前，學校領導安排我和一個姓張的老師到三隊創辦分校。同時，還有一些教師分到一隊、十一隊種畜隊、八隊辦分校。原來農場連隊沒有學校，連隊學生從一年級開始都到場部住校。為了解決學生就近上學問題，場裏根據上級指示到連隊辦分校，以解決連隊職工子女上學困難問題。
三隊分校離隊部還有四五裏路，在一個麥場旁的舊羊圈裏。教室有兩間，用土塊壘的課桌和凳子。房頂有的還漏著天，條件很簡陋。這就是那時兵團艱苦奮鬥的作風。學校隻設一、二年級兩個班，我和張老師一人教一個班，一個班隻有十幾個學生。由於自己說的四川話，在課堂上按方言教讀，用方言點名常引起學生哄堂大笑。如點學生楊新國的名，我讀楊新國（gui）。弄得我很尷尬。我於是下定決心，要好好學普通話讀音，學習老教師的教學方法，學習寫好黑板字，做一個合格的教師。每個星期，我都要抽時間回場部子女校聽老教師的課，模仿他們的教學方法。讀不準普通話的字音，我就請教張老師，每篇課文教之前，先讀給張老師聽一聽，讓他幫助正音，放學以後，我就在黑板上練習板書，那時我的板書也很難看。就這樣，我就逐漸上路了。還有一個尷尬的事，就是每次回場部學校，一些學生過去認識我，看到我後，就說，“賣牛奶的來了”有的還學著我的腔調喊“賣**”呦。
十一月，學校又通知我到十二隊創辦分校。隨後十二隊派小馬車到三隊來接我。十二隊是農場最偏遠的生產隊，離場部大約有二三十裏路。學校設在隊部的一間辦公室裏，教室、辦公室、臥室三位一體，校長、教師集我一身，記得伯父、幺老子在鄉村小學也是一人一所學校。學生有二十多個，原來這些學生都在十七隊分校走讀，由於家長和生產隊強烈要求，所以學校才不得不決定十二隊也辦分校，讓學生就近上學。雖然學生不多，但有三個年級。我一個人教三個年紀的課，要備六門主課的教案。除了語文、算術外，還要教自然、音樂、體育、美術課。語文、算術上複式課，給一年級講課，二三年級做作業，，給三年級講課，一二年級學生做作業，給一年級講課，二三年級做作業。這樣有靜有動、動靜結合地上課。中心校薑主任來檢查教學，聽我的複式課後，還給予了較高的評價。那時，我不但給學生上課，而且還領著學生種了一小塊地，培養學生的勞動觀念。有時還給學生排一些文藝節目，到隊上給職工演出。那時，我還兼任生產隊的團支部書記，參加隊上的社會活動，組織生產隊青年學習，帶領青年工人業餘時間突擊栽樹造青年林。那時真是意氣風發、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我還經常抽時間，到每個學生家訪問，和家長們建立了融洽的關係。學生在家不聽話了，家長也到學校來找我去解決。許多家長經常邀請我去吃飯。一次我感冒發燒躺在床上，學生和家長拿著雞蛋，端來雞湯、麵條，不斷地來看望我，我那時感動得熱淚盈眶。那時，學生最高興的是，我們和十七隊分校、三隊分校的學生共同舉行少先隊員活動。三個分校的學生聚集到三個學校的中心地，一個樹有測量三角架的大沙包上，玩軍事遊戲，攻占沙包奪紅旗。張老師還吹著軍號，我們幾個學校的老師也戴著紅領巾，和學生一道爬沙包，搶占製高點……那時我們也忘記了自己的年齡，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