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後，盡管創辦實業成為一種新思潮，但是中國的釀酒業這種帶著濃厚鄉土基因的傳統行業還是比較小作坊製，加上政府控製，酒行業一直沒有大發展。民國政府如同清政府一樣加重酒稅的征收，有專門的征管機構，另外從海關的稅收記錄可知，酒類被歸於奢侈品一類，收取的金額高達70%。稍遇災荒，各地方政府仍是以國民生計為主而頻繁實行禁止釀酒的政策，各個小作坊之酒難以行銷全國，也是自然的事情。
如果不是抗日戰爭，中國的政治中心轉向西南的話，那麼川貴一代的好酒什麼時候能名揚四海，還是未知數。
川南黔北地區的酒基因很好。一是天然條件好，美酒河一直在流淌，等待有朝一日發揮巨大的作用，這個還靠酒業的大發展。二是在明清之交這裏迎接來了酒業的變化，例如茅台地區，本來這裏也就釀造土燒酒，做法簡單。好酒出現的機會來臨，是川鹽貿易的伴生帶來的伴生命品。那時候經營川鹽，清初，晉陝鹽商把持著川鹽入黔的運銷，由於鹽商們喝不慣當地土造酒，鹽商重享受，有些懂得釀造技術，即使自己技術不精，也聘請技師，把老家的釀酒法帶到了當地，與當地的優良的氣候水土環境相結合，做出了比老家好的酒。比起最早的土造酒，新釀造的酒清香帶甜，辣不刺喉。清中葉開始，這裏的白酒開始逐漸流傳出狹窄的茅台鎮，走向全國。
政府的控製時緊時鬆。伴隨著鴉片戰爭的結束，為了清政府籌餉和增加財政收入的需要，各地方政府放鬆了對傳統釀酒業的限製，西南各省的釀酒業得以逐步發展。到了民國年間，鹽業資本向釀酒業轉移的趨勢，又助推了這裏的白酒業的發展。這一時期，西南白酒的發展成為中國現代白酒之路承前啟後的動力。“川省田膏土沃，民物殷富，出酒素多，糟房到處皆是。私家烤酒者尤眾。”
清朝中葉以來，四川並未經曆長時間的大規模戰爭，入川的移民帶來的釀酒技術和消費需求結合本省原有的釀酒基礎，使四川的酒業生產能在晚清至民初繼續發展。民國時期四川酒業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批名酒，成為四川名酒史上繼往開來的一個重要階段。
瀘州大曲、綿竹大曲等大曲酒，在清代就已經是四川有名，並在全國開始為人所知。
還有一些白酒在進入民國後漸有名氣，比如全興大曲、雜糧酒、郎酒和豐穀酒。郎酒正式成立始於1903年，並貫穿於民國始終，在當時是極為尊貴的白酒，在省外僅次於茅台。政府還專為其定專賣價格，且曆次所定專賣價格，均為酒中最高。雜糧酒是宜賓的五糧液的前身，在最初是用高粱、大米、糯米、玉米、蕎麥等穀物按一定比例混合、發酵蒸餾而成的，但味道並不盡如人意。1928年，“利川永”烤酒作坊的老板鄧子均，采用紅高粱、大米、糯米、麥子、玉米五種糧食為原料，製出了味道醇厚的“雜糧酒”，時任當地團練局文書楊惠泉品嚐後認為此酒色、香、味均佳，又是用五種糧食釀造而成，於是將這種宜賓優質雜糧酒命名為“五糧液”，逐漸名聲斐然，生產規模也隨之擴大。
當今四川名酒全部成長於這個時期，近代以前，中國的消費品流通靠運河等河流，在鐵路出現之前，紹興酒的流通和傳播無與倫比。與紹興酒和汾酒比，貴州酒、川酒的推廣因為地理與交通的劣勢原因而滯後。
按照光緒年間比價，1斤茅台酒值大米40斤。1927年北伐戰爭結束後，中國經濟進入了“黃金十年”，茅台酒卻仍然依靠鴉片貿易的繁榮得以往來於川黔之間。但這一時期的茅台酒已經成為西南名酒，被很多名人國士所青睞。但是真正的大發展，還是民國政府遷都重慶之後，因為地理原因，原本主流的黃酒，變成了偏門，當時重慶也出產黃酒，豐子愷在文章中寫重慶也出產黃酒，不過質量遠不如浙江的黃酒、江浙出產的陳紹，隻能在飛機上從上海運輸過來，相當於走私，非常難得，所以，盡管重慶出的渝酒氣味不清香，味道也不適口，可以將就喝，不過更多的人，就選擇了在四川當地已經流行的曲酒。
馮亦代在文章中就回憶，1940年他初到重慶，這裏不喝黃酒也不喝洋酒，全部是大曲的天下，最有名的是瀘州大曲，好處是喝後不上頭，酒度又高，但是第一次喝的內地人都不習慣，覺得太辣，火線一直到胃裏。那個年代的江浙人很不習慣白酒，馮亦代說，他在上海表姐家喝到陝西的貴妃酒，結果一杯下去，整整暈了一天。
在重慶，除了大曲，還有茅台，馮亦代形容那時候的茅台是幽香，而大曲是濃香。當時重慶，茅台也是珍品，大凡請客，肯定不會用到茅台，隻有少數朋友小聚，才會喝茅台。
重慶當時聚集大批文化名人、專家學者，普遍開始喝大曲，馮亦代的朋友，一位留學回來的眼科專家，因為沒有洋酒，就用大曲來兌咖啡，橙汁做雞尾酒。
因為糧食緊缺，偶爾重慶政府也會頒布禁酒令，但是酒業幾乎屢禁不止，這也是中國曆來的規矩。當時重慶、四川還有很多小酒館，出售的都是當地大曲，大家吃酒也就配花生米，很少有菜，不過很多市井中人有好酒量，很多人一會兒就能喝起一摞白酒杯。還有一種平民熱愛的飲酒聚會是吃毛肚火鍋，這種味道濃鬱的食物開始隻有底層平民熱愛嚐試，吃火鍋，隻有大曲酒才能相配，這酒造成大曲酒的進一步流行。西南的好酒，在這批文化人回到上海北京後，並沒有被忘懷，就這樣，逐漸有了全國的知名度。
西南名酒的另一個機緣，來自於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在茅台渡赤水的時候，共產黨人在此種下了茅台酒的情結，鋪墊了其日後的“國酒”地位。“外交禮節無酒不茅台”之說其實起自民國，“西安事變”時，周恩來從延安飛赴西安，張學良宴請周恩來用的是他喜愛的茅台；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飛赴重慶談判，蔣介石待客之酒也是茅台。
尾聲：共和國的白酒天下
新中國成立之初，燒酒仍沿用民國時代多種混亂的稱謂：髙粱酒、土燒酒、汾酒、白灑、小酒等。當時白酒酒度由於無酒度表測量，更無統一標準，商場市肆也稱呼雜亂，叫作原乾、原酒、白幹、幹酒、炮子酒。為了工業化的規範，新中國成立後，才將這種工藝和原料類似的燒酒，統一稱之為白酒。
內地酒釀造作坊開始進行合作化改造，白酒才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生產，工業化生產第一個問題是糧食供應問題，共和國的糧食在50年代中期開始了統購統銷，酒廠非得納入計劃後，才能享受到糧食配給，所以小作坊逐漸倒閉或者關門，隻有一些糧食特別富足的地區，還保留了一點合作製的小酒作坊，也不歸私人所有，傳統的中國師徒相授式的酒作坊開始納入了工業化體係。
有了糧食的統購統銷，酒也被納入了統購統銷機製，和清末情況類似，酒精度高而相對更省糧的白酒逐步在全國推廣，而相比之下經濟價值不如白酒的黃酒，隻在全國少量地區得以保留，例如紹興、江浙地區的酒風也為之一變。許多從前不喝白酒的地區，也開始飲用白酒。
八大名白酒是1963年第二次評酒會評出來的：貴州茅台酒、四川五糧液、安徽古井貢酒、四川瀘州老窖特曲、四川全興大曲、陝西西鳳酒、山西汾酒、貴州董酒。此次評酒會改變了此前白酒隻有品種沒有品牌的曆史。在此之前，鳳翔縣有幾十家鳳酒生產者，瀘州也有幾十家瀘酒生產者。在此之後，各地酒廠逐漸國有化，成了一家的天下。評上名酒帶來的現實好處，首先是流通許可的優勢。從剛剛解放起，因為運輸管製，如果不能進入計劃，沒有哪個產品能夠運銷到外地。第二個好處是，可以在糧食不夠的狀態下維持生產，無論是貴州茅台，還是瀘州老窖，在困難時期，都還能有特殊供應的渠道，保證維持酒的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