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並不是適合談論改革的兩年，中國國內麵臨著關於姓資姓社的討論。
在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的1992年，那些曾經聚集一堂又“流落”海外的年輕人發覺風頭變了。同年，年近不惑的林毅夫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孫冶方經濟學獎”。
1993年，林毅夫、易綱和張維迎分別從北京、美國和英國來到海南，參加一個經濟學研討會。當時有10萬人湧入海南，開始自己的淘金夢和創業夢。
在那場研討會上，他們三人決定創辦一個獨立於政府，專門吸收歸國學者進行研究和教學的機構。
這個想法已經在林毅夫心中醞釀了很久，隻差臨門一腳。林毅夫、易綱和張維迎給這家機構取名“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消息迅速在國內外的中國經濟學者中傳開了。
1993年12月23日，在北大的一間電教教室裏召開了第一次籌備會，開會場地、旅館等，都是林毅夫一手操辦的。
朗潤園裏的年輕人
北京各個研究機構都來了人，尤其是經濟領域的研究機構。那些名字至今耳熟能詳，吳樹青、樊綱、茅於軾、杜鷹、梁柱、陳錫文、鄧正來、盧邁、錢穎一、周其仁、宋國青……
“按照現在的說法，陣容很強大。”如今的國發院教授張帆回憶。
“在那個年代，一批有過留學背景的經濟學者，建立一個研究機構，這是一個大膽的行為。”姚洋後來告訴《博客天下》，“但時任北大校長的吳樹青當場拍板簽字。”
1995年12月留美學者周其仁、宋國青，留英學者盧鋒加入。
國發院院慶之前的一天，如今有“經濟學界梁朝偉”之稱的姚洋前往探望吳樹青，並為他送去慶典的請柬。他問起吳樹青，作為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學者，他如何下定決心，要促成一群搞西方經濟學的學者湊到一起。
“我們搞西方經濟學不成氣候，老是我們這些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在做，這樣不行，太封閉了，我們需要一些新鮮空氣。”姚洋回憶當天吳樹青的說法。
“要不就留洋了，要不就下海了，在陸地上（做學術）的不多了。”21年前那場籌備會的參與者王小強如此形容80年代那批改革派學者在90年代的情況，而如何將經濟學者吸引到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是他們探討最多的話題。
“我跟蔡昉走路的時候在說，跟張維迎也談論過，當時（中國）遍地都是課題，沒有人能做，沒有人能拿西方人能懂的語言把它給表達出來。”張帆認為這是吸引那些學者加入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最大原因。
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機構繼承了80年代如火如荼的經濟改革研究機構的衣缽。相似的訴求，促使曾經的“九號院”年輕人和留美經濟學會的人逐漸走到一起。
1994年8月17日
北京大學第347次校長辦公會研究決定：撤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籌委會，成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明確中心為實體機構。同時任命林毅夫為中心主任，易綱、海聞為中心副主任。
姚洋舉了黃益平的例子。他當時決定辭去花旗大中華區的首席經濟學家，回到國內工作。他有很多選擇，後來選擇國發院，很大的關係就是他在發展所幹過。而易綱、海聞、陳平等人，都曾是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會長。
作為創始人之一，易綱在籌備會上說：“我們很幸運，看見雞蛋孵出小雞”。
1994年8月初，北大勺園5號樓的106房間，林毅夫帶著濃重的閩南口音，說了很多話，在場的每個人都被這個看起來文質彬彬的學者感染。“21世紀很可能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將要迎來中國經濟學在世界上人才輩出（時代）的到來”。林毅夫說。
同年8月17日，北京大學第346次校長辦公會議經研究決定，成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林毅夫任中心主任，易綱和海聞任中心副主任，他們三人和張維迎、張帆、餘明德一起被稱為創院“六君子”。
這批經濟學者經曆了多數創業者經曆過的艱辛。張帆於當年8月底加入。他也是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會員。
1993年夏天，他隨團訪問台灣，團長是易綱，來自留英經濟學會的張維迎也在。張帆聽說了要成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事，便決心加入。
張帆回憶剛加入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情形：“第一天，餘明德給了我一輛特別破的自行車，我們一起騎著自行車就去打掃衛生了。”
現任國發院院長助理邢惠清在文章中回憶：“創業的過程挺難的，每件事情都要從零做起。CCER（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簡稱）的第一部電話號碼是2501474。在1994年裝電話是件很大的事，為了再申請到兩部直撥電話，易綱老師帶著我在（北大）電話室磨了一個多小時。我們說，1474（要死去死）不好聽，能否給換一個號，電話部的張主任大大方方地告訴我們：怕什麼？整個北大都是250。”
1997年12月
留美學者陳平、汪丁丁加入。
不隻是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當時整個北大的辦公條件都很差。對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元老們”來說，最實惠的好處是解決了住房。當時北大正在按工齡分配房子，學校的這項特批還讓管房子的北大房產部不太滿意。
改革參與者1994年8月下旬
林毅夫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來北大工作，易綱、海聞、張維迎、張帆、餘 明德回國到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工作。
“隻有北大能容忍我們，在別的地方想這麼做，阻力會很大。”
“我們做的這些事，基本跟林老師（林毅夫）之前要成立KDI這個構思是一致的—（要有）紮實的學術研究，但同時培養人才，還（要）對現在的世界有影響。”姚洋如此總結這20年來國發院的發展。如今他已是國發院的第三任院長，前兩任院長分別是林毅夫和周其仁。
國發院在中國改革進程中的第一次亮相源於一場論戰。1995年6月，林毅夫與張維迎就國企改革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
1996年7月
留美學者胡大源、趙耀輝、姚洋加入。
這兩位經濟學界帶頭人的觀點截然不同。“雙方的分歧在於產權，簡而言之，林毅夫認為產權無礙國有企業改革，張維迎則始終堅持不改產權，國有企業根本沒有出路。”《跌宕人生路》一書記述，“這場‘內戰’，讓整個中國經濟學界第一次領略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這個新銳思想學術群體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