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智庫影響中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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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如穎
經濟學家林毅夫4月下旬經常出現在北京大學的辦公室，他幾乎每天要在那裏待到淩晨2點，門衛專門給他留了側門，方便進出。
他的辦公室位於北大東北角的朗潤園，毗鄰未名湖。清朝嘉慶年間，這裏是慶僖親王永璘的“春和園”，鹹豐年間又改賜恭親王奕，得到“朗潤園”一名。
朗潤園似乎注定要成為中國改革的見證者。它曾經的主人奕是洋務派的主要領導者，奕是道光帝第六子，詩集《九思堂詩稿》有“題六兄朗潤園圖”一詩，就是指這個古典雅致的庭院。到了90年代初，6個致力於中國經濟改革的學者將這裏變成改革派的重要基地。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編者注：以下簡稱國發院，其前身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這裏辦公，林毅夫是名譽院長，也是這個機構的聯合創始人。
4月19日，國發院剛剛迎來了自己的20周年慶典，朗潤園迎來送往，熱鬧異常。
它是中國第一家獨立經濟研究中心，開明領導、返鄉知青和台灣跑過來的理想青年湊在一起逐漸打造了這樣的一個基地，他們因為對中國進行深入的研究而獲得了影響力，而後朗潤園開始像恭親王的時代一樣容納著中國開放事業中最重要的人們，一批批幕僚從中走出。
前朗潤園時代
這批年輕人對學術和改革的熱情給整個80年代罩上了一層理想主義的色彩，這種熱情為他們日後在朗潤園相聚埋下了“種子”。
1987年，北京大學的老師和同學都在猜測當年離開的那個台灣人不會再回來了，林毅夫卻登上了返回北京的班機。回國後，他的夢想之一是建立一個為中國改革出謀劃策的谘詢機構。
“當時我看過他寫給中央的一個報告，想做一個像KDI（韓國開發研究院）那樣的機構。”國發院院長姚洋告訴《博客天下》。
這個留美數年的北大畢業生相信，他的所學能夠為中國大陸的改革提出必需的建議，他的自信也來自於這個國家近些年的巨大變化。
林毅夫1979年忙於給自己聯係學校。這位在台灣部隊中服役的青年憑借自己的遊泳能力闖過2300米海域來到大陸，盡管受到“起義歸來”的好評，卻仍然要給自己找一個“單位”。
林毅夫選擇了讀書，剛剛複校的中國人民大學有著最強的計劃經濟係，但人大是黨的大學，林毅夫因為“來曆不明”被拒之門外。結果是，北大看上了這個英語流利、熟悉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年輕人。
“當時我們分析，收下他，最壞的結果是最後發現他是個特務，可經濟係又沒有什麼情報。”北京大學經濟係原副主任董文俊在林毅夫的傳記《跌宕人生路》中這樣說道。
林毅夫和董文俊在西直門一家招待所進行過一次談話，這也是組織交給董文俊的任務—考察林毅夫。那個時代提到台灣人，大部分人的第一反應還是“間諜”。
和被“文革”、“上山下鄉”耽誤的大陸同齡人相比，林毅夫顯得非常出眾，軍校畢業的他在台灣國立政治大學讀過企業管理研究所的碩士研究生。
聊完之後，董文俊認為林毅夫“有理想、有上進心”，而且“講話很有分寸、認真嚴謹，是個想搞事業的人，不像有什麼特殊目的”。
那次長談後，林毅夫在1980年順利進入北京大學經濟係讀研究生，他對外宣稱自己是來自新加坡的華僑。
1982年，林毅夫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攻讀農業經濟學博士，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
與他同時期在美國留學的還有如今已經成為知名經濟學家的海聞和易綱。1985年，海聞與其他5位中國留學生在紐約創立中國留美經濟學會，聚集起了一大批中國留美的經濟學者。
這些留美經濟學者回國時，有幾個不錯的就業選擇，除了北京大學等高校，還包括兩個重要的智囊研究機構—“體改所”和“發展所”
在林毅夫赴美前一年，“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簡稱農研室）成立，它的另一塊牌子是“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這個單位被安排在西黃城根南街九號的院子裏，被人稱之為“九號院”，杜潤生任主任，而今的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被借調到研究室工作。
聚集在那裏的是一批上山下鄉的回城青年，他們熱衷討論經濟、政治、農村和改革，也確實熱火朝天而大膽地參與了當時中國農村的改革進程。
1984年，在中國經濟改革史上被反複提及的莫幹山會議召開，被稱為是青年經濟工作者“第一次集體發聲”。這個舞台令一批經濟學家脫穎而出，為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也引起了中央高層領導的重視。
當時，周其仁任莫幹山會議論文組副組長；來自西北大學的青年張維迎嶄露頭角，隻有24歲，是年紀最小的參會者。
然而，也是在這一年，中國農村改革開始變得複雜，處處與城市利益發生糾葛。
莫幹山會議上，王岐山表示，保持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很重要，“懷才不遇可怕，身不由己更可怕”。
會議後，農研室的人“分道揚鑣”，一撥去了隸屬於國家體改委的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以下簡稱體改所）；另一撥則去了隸屬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發展研究所（以下簡稱發展所）。
1987年，林毅夫回國，希望能夠回北大任教，但北大卻無法給林毅夫一家提供一套住房，這對當時的林毅夫而言十分重要。他因一套房子與北大擦肩而過。當時，發展所向林毅夫遞出橄欖枝，他選擇了前往擔任副所長。
周其仁是發展所的“領軍成員之一”。周其仁、林毅夫、王岐山、陳錫文、杜鷹這些人再次聚集到一起。這批年輕人對學術和改革的熱情給整個80年代罩上了一層理想主義的色彩。盡管後來在1990年，“九號院”的年輕人大多出走國外，但幾乎沒有人會否認那段經曆對他們的影響，而且是持續的影響。
“見證雞蛋孵出小雞”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把一群西方經濟學年輕人組織在了一起，就有了國發院這個研究機構。
1990年代初，林毅夫在《美國經濟評論》和《政治經濟學雜誌》發表的兩篇論文《集體化與中國1959—1961年的農業危機》、《中國的農業改革及農業增長》引起了國際經濟學界的強烈反響，也奠定了他在國際發展經濟學和農業經濟學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