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編年
作者：杜博奇
我們往往忘了事物的發展究竟有多快，有些事在1981年還隻是設想，而到1982年便成了現實。所有這些以前都是未來學所描繪的東西，……但今天，這一切都呈現在你眼前。
——1982年《企業文化》
改革之下，每一天都是新的，因之，每一天都步伐蹣跚、如履薄冰。人們臉上看不到鎮靜、從容、坦然，所有人，連同身處的國度，被包裹在巨大的不確定感中，不由自主地卷入時間的漩渦，惶惑又茫然。
於此，1982年的管理記憶，便從這場繚亂狂風中開啟封印，吉光片羽隨揚塵去來……
治理整頓與打擊經濟犯罪
元旦次日，國務院突然作出《關於國營工業企業進行全麵整頓的決定》，要求今後兩至三年時間，分期分批對所有國營工業企業進行治理整頓，以逐步建立“一種又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領導體製”，“一支又紅又專的職工隊伍和一套科學的管理製度”。
同日，《國營工廠廠長工作暫行條例》頒布實施，除明確國企廠長的職責、獎懲和義務，還特別強調：“廠長對工廠生產經營活動行使統一指揮權”；“做到人人有職、有權、有責，並且把責任和經濟利益聯係起來”；“廠長要自覺接受和維護企業黨委的領導，定期向黨委彙報工作”；“對違犯紀律的職工，有權處分，直至開除”；“有權拒絕工廠外部無償抽調工廠的人員、資金和物資，以及對勞務、費用的不合理攤派”；“有臨機處置權”等。
政令如山，層層傳達，及至基層，那些政策與市場夾縫中掙紮的廠長著實興奮，仿佛看到“放權讓利”的擴大可能。可是，他們似乎過於樂觀，忘記了懸在頭上的那把“達摩克利斯之劍”。
改革說到底是一種過渡。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推進途中，國營企業的存在本身就非常尷尬，一方麵承擔部分財政功能，另一方麵還要以市場個體身份參與經濟活動。由此，作為企業管理者的廠長自然成為各種矛盾集中的焦點，難以避免地遭受政治與商業的雙重詰難。
1982年元月，乍暖還寒之時，形勢看似明朗確鑿，其實蘊含無盡肅殺意味。轉瞬間，朔風四起，更大的寒意不期而至。
1月11日，高層下發《緊急通知》，指示相關部門，對幹部走私販私、貪汙受賄、侵吞國家財產等違法犯罪行為進行嚴厲打擊。言辭激烈地指出，“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厲風行地加以解決”。於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治理整頓拉開帷幕，一時間，各界噤若寒蟬，一派惶恐。
廠長薑文生被捕
如果不是嚴打風暴，薑文生或能安之若素，終老一生。身為吉林市電視機廠副廠長，薑文生並未顯現過人的經營管理才幹，此人也許算不得優秀的管理者，卻是投機倒把、混水摸魚的高手。過去兩年，薑文生多次利用職權出賣國家利益，並為自己撈取諸多好處。
1980年秋，薑文生到深圳購買進口電視機部件。以“兩伊戰爭電視漲價”為由，謊報價格，以每台62美元的價格進購3500台12英寸黑白電視機，比實際單價高5美元。次年元月，薑文生二赴深圳，采購進口收錄機，與港商串謀，篡改合同價，偽造采購合同，瞞報關稅17960元。期間，薑文生收受14英寸進口黑白、彩色電視各一台，進口收錄機、高檔衣物若幹。
薑文生手段並不光彩，自以為蒙混過關便萬事大吉，卻想不到在治理整頓中露出馬腳。
1982年2月12日，吉林市人民檢察院批捕薑文生，經《人民日報》、《吉林日報》等媒體報道，引起極大轟動。薑文生的倒下讓國企廠長驚出一身冷汗，這才意識到經濟整肅並非兒戲，謹言慎行。然而，事情並未就此結束。薑文生被捕後，吉林市部分幹部紛紛退還“看樣機”、“借用”的家電，2月底，總共退還20台收錄機、1台電視機，及16台電視補繳款。
身為國企廠長，薑文生所作所為難脫其咎，而他不過是一個卑微的小人物，架於市場政治之間，每每麵臨上級領導、同級幹部的“不情之請”。風氣感染之下，自然就變得首鼠兩端，加之市場大潮激蕩，麵對利益誘惑，難以抵擋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倘若國營企業如此混沌，不禁令人生疑，究竟還有多少廠長能夠安心經營管理？
政策自上而下，很快得到基層呼應。春天，《經濟管理》刊登《整頓企業要首先配好廠長》一文：配備具備“三懂”、“三同”、“兩幹”條件的同誌當廠長。“三懂”就是熟悉本行業生產經營業務，懂技術、懂生產、懂管理；“三同”是指年富力強，能夠同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兩幹”就是實幹和敢幹。文章最後指出，“這就叫建立健全企業生產經營指揮係統”。
機製缺陷帶來的管理弊端非一言可概之。建立在散沙之上的大廈終將覆滅，基於行政命令的國企很難有什麼像樣的管理，價值觀尚且錯位，遑論方法論。國企改革大潮中，薑廠長隻是一朵偶然擱淺的小浪花，粉身碎骨，亦不足以引發深層反思。浪潮奔湧，總不缺少浪花。日後發生在褚時健、黃宏生、李經緯等人身上的悲劇，其實都可以在薑文生案例中找到蛛絲馬跡。
煙草公司成立
大風依舊沒有終止的跡象，春天也比預想晚來許多，至少，人們並未感到暖意。
看來政府有意把脫韁的經濟重新拉回既定軌道，宏觀調控異常淩厲。民營經濟活躍的溫州，“八大王事件”沸沸揚揚，八位經營出色的個體戶成為審查對象，以偷稅漏稅、投機倒把等罪名遭受追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