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爾納克在《致〈真理報〉編輯部的信》中寫道：“我生在俄羅斯，長在俄羅斯，在俄羅斯工作，我同它是分不開的，離開它到別的地方去對我是不可能的。”他在信中檢討：“《新世界》雜誌編輯部曾警告過我，說這部小說可能被讀者理解為旨在反對十月革命和蘇聯製度的基礎。現在我很後悔，當時竟沒認清這一點……我仿佛斷言，一切革命都曆史地注定是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這種非法的事件之一，它給俄羅斯帶來災難，使俄羅斯的正宗知識分子遭到毀滅。”帕斯捷爾納克請求赫魯曉夫，不要對他采取極端的措施，不要把他驅逐出境。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反而使帕斯捷爾納克因福獲禍，在隨後的日子裏，是一個接踵一個的災難。他此時寫的《諾貝爾獎》一詩，頗能反映他的心境：“我算完了，就象被圍獵的野獸……我可倒底做了些什麼壞事，我是殺人犯，還是無賴、潑皮？我僅僅是迫使全世界的人，為我美好的家鄉俄羅斯哭泣。”
1959年3月14日，帕斯捷爾納克在散步時，被從住地別列捷爾金諾傳喚到莫斯科接受審問，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威脅道，如果帕斯捷爾納克再不停止與外國人交往，將追究其刑事責任。
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不久，就在痛苦和壓抑中死去。
肖洛霍夫獲獎後
與帕斯捷爾納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肖洛霍夫的獲獎。
1965年，肖洛霍夫終於如蘇維埃政權所願，獲得了該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僅僅事隔七年後的這次獲獎，卻在蘇聯國內掀起了大規模的宣傳和熱捧。報紙刊物上幾乎一個口徑地說：“這是件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大事件。”並且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七年前因把諾貝爾獎授給帕斯捷爾納克時對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的攻擊，改口說：“肖洛霍夫那有力的心靈已經照亮了諾貝爾文學獎而獲得了世界的公認。……瑞典文學院終於以公正的態度對待一位偉大的蘇聯作家的作品；……瑞典文學院的這一崇高決定，提高了它的威信”等等。
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第一部出版後，曾遭遇過與他的同伴帕斯捷爾納克相似的命運。馬上遭到主流意識形態的批判。當年許多著名的作家、評論家抨擊小說歪曲了國內戰爭，偏離了蘇聯的革命文藝路線，是“為白衛軍說話”。隻是由於得到了高爾基的鼎力支持，小說才得以出版。但到第四部出版時，蘇聯評論界再次產生激烈的爭論，有許多“上綱上線”的批判意見，甚至斯大林也指出小說有“非蘇維埃傾向”，“肖洛霍夫犯了嚴重的錯誤”。
麵對當年所有蘇維埃作家的共同生存境遇，肖洛霍夫表現出了“過人的聰明和智慧”：肖洛霍夫筆下的作品，既有屬於主流文學的頌揚傾向，又有反映邊緣文學的批判特征，處於主流文學和邊緣文學的模糊地帶。肖洛霍夫采用了“打擦邊球”“見了紅燈繞著走”的生存策略和寫作策略。他極善於對領袖察言觀色，得到了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三代領導人對他的青睞，成為“三朝紅”；他極善於對現狀審時度勢，在一個接一個針對文化領域的運動中，能有驚無險地“安全著陸”；他很能把握分寸，清楚什麼時候該冒尖，什麼時候該縮頭；他很懂以退為進以守為攻，什麼時候該激昂發言，什麼時候應沉默不語，什麼時候說話可表現作家的個性棱角，什麼時候說話必須罔顧左右而言他；他深諳“石油換大米”的交換原則，以某種妥協得到出版的機會，以局部的犧牲獲取關鍵的成功；肖洛霍夫以自己驚人的聰明才智贏得了人生的大成功。肖洛霍夫是蘇俄文學史上唯一一個既獲列寧文學獎、斯大林文學獎，又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既能為對蘇聯持批判觀點的西方知識界所稱許，又能被本國統治階層所接納，什麼好事都讓他趕上了，肖洛霍夫真可謂左右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