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個諾獎，不同的命運
海外事
作者：陳為人
每逢年底，諾貝爾文學獎“花落誰家”，吸引著全球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意識形態人們的眼球。能獲此殊榮的作家，十年寒窗一朝金榜。有人摘取諾獎，名利接踵雙喜臨門；有人獲得諾獎，卻是雪上加霜禍不單行。前蘇聯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斯捷爾納克與1965年得主肖洛霍夫，獲獎後的遭遇和命運，就有霄壤之別。
帕斯捷爾納克獲獎後
早在二戰後的1946年，英國幾位作家就建議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此後，每年都把帕斯捷爾納克作為候選人，年複一年討論達五次之多，但一直未最後決定。盡管諾獎評委會對評選嚴格保密，“不到火候不揭鍋”，但仍有風言風語傳出。國外有文友求證於帕斯捷爾納克，他回答說：“我們這裏也有這樣的傳聞，我知道的比大家都要晚……與其說我期望，還不如說我擔心這一流言會成為事實。”帕斯捷爾納克還說：“比利時、法國和西德的報刊上都曾談及此事。人們看到、讀到那些消息，也就談論開來，後來人們從‘BBC’電台聽說，似乎本來是我被提名，但有人考慮到當時的世情，便請求提名機構同意讓肖洛霍夫替換我作候選人。委員會否決了該項請求後，提名海明威為候選人，也許獎金會授給他……”
向來公允的諾貝爾獎評委會畢竟也是“地球人”，也受到當年兩個超級大國“冷戰”思維的製約和牽累，作為非藝術的考量和政治上的權衡，195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傳言成真”，授予了美國作家海明威。
1956年，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一書在蘇聯境外出版後，立即在西方引起巨大反響。瑞典皇家科學院重新考慮把諾貝爾獎授予帕斯捷爾納克。當時蘇聯駐瑞典大使館發言人話中有話地說：“帕斯捷爾納克作為翻譯家比作家更知名。”蘇聯文化部長則明確表示，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肖洛霍夫更為合適。
幾經戲劇性的山重水複柳暗花明，195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最終還是授予了帕斯捷爾納克。
對於帕斯捷爾納克的獲獎，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訊社、新聞報刊，蜂湧而起予以熱捧，進行了大量政治性宣傳，把《日瓦戈醫生》一書的問世，稱作是“自由俄國之聲的重新崛起”。《日瓦戈醫生》是一本“關於人類靈魂的純潔和尊貴的小說”，但冷戰時期這種具有濃烈意識形態色彩的思維模式，硬是把帕斯捷爾納克強行推上了政治舞台。帕斯捷爾納克為自己的作品辯解說：“從七百多頁書中僅僅引用那麼三頁”，就武斷地認為是“揭露出專製王國鐵幕”的“傑作”，這完全違背了作者的原意。
西方的熱捧實際上是給帕斯捷爾納克幫了倒忙，使蘇聯當局大為惱火。1958年10月25日的蘇聯《真理報》上，發表了著名評論家薩拉夫斯基的文章：《圍繞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囂》。文章指出：“反動的資產階級用諾貝爾獎金獎賞的不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誣蔑者和蘇聯人民的誹謗者帕斯捷爾納克。”1958年10月25日的蘇聯《文學報》上，也發表了《國際反動派的一次挑釁性出擊》一文，光從題目看就能感受到其中的火藥味。
1958年10月27日蘇聯作家協會宣布，鑒於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墮落以及對蘇聯國家、對社會主義製度，對和平與進步的背叛行為”，決定開除他的會籍。
1958年11月4日，塔斯社受權聲明，如果帕斯捷爾納克到瑞典領獎後不再回國，蘇聯政府決不追究，實際上是發出了“驅逐令”的威脅。迫於這種形勢，帕斯捷爾納克於l2月29日宣布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並致電瑞典科學院：“鑒於我所從屬的社會對這種榮譽的用意所作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這份已經決定授予我的、不應得的獎金。請勿因我自願拒絕而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