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文史學家提出有“兩個肖洛霍夫”的觀點。一個是作品中所顯現的肖洛霍夫；一個是蘇聯文壇上所表現的肖洛霍夫。一個是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擁護者，為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事業搖旗呐喊，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肖洛霍夫；一個是進入自己文學世界，作為民眾疾苦的呼籲者，求真求善的尋道者的肖洛霍夫。
諾貝爾評獎委員會在授獎詞中這樣高度讚揚肖洛霍夫：“給人的感覺是作者心靈深處對人性的崇高敬意。”然而，肖洛霍夫並未“文如其人”，與作品中展現的形象截然不同，肖洛霍夫在蘇聯文壇的口碑很不好，留下了許多劣跡：
肖洛霍夫嘲諷地稱帕斯捷爾納克是“寄居蟹”，不言而喻就是誹謗帕斯捷爾納克是寄居在蘇維埃紅色政權內的異端分子。肖洛霍夫還攻擊蘇維埃另一個諾獎得主索爾仁尼琴：“這是個瘋子，不是作家，是個反蘇的誹謗者。”當索爾仁尼琴的《第一圈》《癌病房》在國外發表，肖洛霍夫在一次全蘇集體農莊莊員代表大會上，公然指責索爾仁尼琴是“吃著蘇聯麵包，為西方資產階級主子服務，並且通過秘密的途徑把作品送到西方的人”，他指出索爾仁尼琴是“蘇聯作家們要求除掉的典型疫病”。
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當政者要對兩位作家達尼哀爾和辛雅夫斯基（筆名阿爾夏克、傑爾茨）進行公開審判，理由是他們用筆名在國外發表了作品。這次公開審判激怒了許多作家，62位作家聯名發表抗議信。許多人要求旁聽，不能旁聽的就坐在法院門口抗議。而時任蘇共中央委員、蘇聯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的肖洛霍夫在蘇共二十三大上卻說：“這兩個黑心的壞小子要是落到難忘的二十年代就好了，那時並不按刑法典嚴格劃分的條款判決，而是遵從‘革命的法治意識’判決，哎呀，這兩個變身有術的妖怪恐怕不會判得這麼輕。”並且直言不諱地幹脆要求“槍斃這兩個敗類”。肖洛霍夫扮演了一個為虎作倀的角色。
對肖洛霍夫如此公開的賣身投靠，以至84歲的著名老作家茹可夫斯基的女兒，詩人利季婭憤然寫信給肖洛霍夫說：“您和我們大家都同樣清楚地知道，俄國詩人始終是站在被壓迫的人民一邊的。您的發言把您置身於俄國傳統之外。可惜我們不能懲罰您；不過您已經受到足夠的懲罰了，罰您多年來創作力枯竭。”
國外的媒體甚至向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提出：對於這種違背諾貝爾設獎本意，迎合專製獨裁政權的主流話語，喪失一個作家人格的獲獎者，能不能向他追回諾貝爾獎金。
但是，從斯大林時代血雨腥風中的過來人，對肖洛霍夫給予一定的同情和理解。
杜勃羅留波夫曾為俄羅斯作家筆下塑造的“多餘人”，形象定義為“一群退出戰鬥的妥協者”。並有這樣一段精彩論述：他們“否定了跟壓迫著他們的環境做殘酷鬥爭的必要”，“走進了一座鬱蒼茂密、人所不知的森林裏”，他們攀援上樹原本是想尋找一條新路，但上樹之後，“不再去探索道路，隻顧貪吃果子”。肖洛霍夫用自己的生命軌跡，為俄羅斯文學史活生生勾勒出一個“多餘人”的形象。
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比較是最好的鑒別。從帕斯捷爾納克和肖洛霍夫獲取諾貝爾文學獎的不同經曆和命運中，我們感悟到什麼是一個作家應該持守的人格立場和道德底線。
（作者為山西省作協前副主席）
（責任編輯杜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