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入人罪”由於不存在錯判的主觀故意，隻是在司法過程中因為失誤而造成錯判，所以盡管也導致無辜者受罪，但法律對失入人罪的責任追究相對要輕於對故入人罪的問責。按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的一項立法，凡司法機關失入人死罪，如果被處死刑的犯人達到三名，則負首要責任的獄吏“刺配千裏外牢城”；負首要責任的法官“除名”（開除公職）、“編管”（限製人身自由）；負次要責任的法官“除名”；負第三、第四責任的法官“追官勒停”（追奪職稱、勒令停職）。
如果失入死罪的犯人達到兩名，則負首要責任的獄吏發配“遠惡處編管”；負首要責任的法官“除名”；負次要責任的法官“追官勒停”，負第三、第四責任的法官“勒停”（勒令停職）。
如果失入死罪的犯人隻有一名，負首要責任的獄吏發配“千裏外編管”；負首要責任與次要責任的法官“勒停”；負第三、第四責任的法官“衝替”（調離本職）。
以上對法官的處罰“遇赦不原”，即碰上國家大赦，也不給予赦免。失入人罪的經曆還將成為他們仕途履曆的終身汙點，今後的“磨勘、酬獎、轉官”均受影響。不過，如果被錯判死罪的犯人尚未執行判決，相關責任人則可以“遞減一等”問責。
另據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的一項立法，“法司人吏失出入徒罪二人以上，及二人以下再犯”，不得“差充法司”。意思是說，如果司法官因過失錯判兩個人徒罪以上，或者因過失兩次錯判一個人徒罪以上，將不準再在司法係統內任職。
相比之下，宋朝對“失出人罪”的責任追究要輕得多，甚至在很長時間內不進行問責。這當然是“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寧可違反現行法律，也不冤枉無辜）之司法傳統的體現。不過，由於對失出人罪的處罰極輕，也可能導致法官在司法過程中傾向於輕縱罪犯，有損司法公正。因此，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有臣僚上書說：“法寺斷獄，大辟失入有罰，失出不坐。常人之情，自擇利害，誰肯公心正法？”這位臣僚建議，法官失出人死罪五名，按失入人死罪一名問責；失出人徒流罪三名，按失入人徒流罪一名問責。朝廷同意了這一建議，“著為法”。
但八年後，即元符三年（1100年），刑部的官員又反映說：“祖宗以來，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夫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請罷理官失出之責，使有司讞議之間，務盡忠恕”。皇帝從之。又恢複了“失出不坐”的慣例。
現在回到隴州“五人冤案”。對造成這一冤案的原審官吏的調查與問責，很快有了結果：隴州判官李謹言、推官李廓、司理參軍嚴九齡(均為隴州的法官)、隴安縣尉董元亨，對五人冤案負直接責任，一並開除公職，發配到廣州服役；隴州司理院的獄吏被杖脊，刺配沙門島；隴安縣獄吏被刺配廣南牢城；對 冤案負有連帶責任的權州事孫濟，被貶到煙瘴之地雷州當一名參軍。
此時正好遇上國家大赦，但宋仁宗還是沒有赦免孫濟等人之罪責，按當時的“失入人罪”問責製度嚴懲了錯案責任人。仁宗皇帝又給諸州縣下了一道詔書，申明自今往以，法官鞫獄，“苟或枉濫，必罰無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