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湧：在自拍中消失的人生
專欄
作者：薛湧
大約在三十年前，我大學剛剛畢業到媒體供職，突發奇想創辦了一個《對話錄》的專欄。內容無非是采訪京城文化界領袖的筆錄。因為這段經曆，我采訪了梁漱溟、馮友蘭、王力、金克木、季羨林、費孝通、吳冠中、李澤厚、劉心武等等名碩，騎車不知道把北京轉了多少遍。幹了一年多，專欄有了些規模，有位媒體的朋友提醒我：“你把半個城的文化名士的家都跑遍了，難得這樣好的機會，為什麼不趁機和每位都留影作為紀念呢？日後擺出來，多輝煌呀！”
其實，我也覺得朋友的建議有理。但是，臨出門總是想不起帶相機。拜訪這些人，心思全想著怎麼和人家對話，哪裏顧得上拍照？至今我還記得金克木無情地嘲弄我對權威的崇拜：“我們年輕時和你們不一樣。腦子裏有什麼問題，就自己去看書，去想，尋求答案，還不知天高地厚地寫文章、放炮。看看你，年紀輕輕，怎麼有問題要畢恭畢敬地跑到我這個隨時準備進八寶山的老頭這裏來求教？”這裏不乏自謙和自嘲，但他也確實看準了我沒出息的軟肋：缺乏獨立思考的基本信心。
最近在《紐約時報》上看到MIT的教授Sherry Turkle的文章，開篇講的是一段類似的事情，但用的是不同的角度。她有位朋友是喜劇演員Aziz Ansari，在洛杉磯街頭經常成為追星族們的目標。大家紛紛拿著手機要拍照。他對自己的粉絲相當客氣，但拒絕和粉絲合影，而是要和粉絲們攀談：你的音樂口味？對我的小品有什麼意見？粉絲們的狂熱勁兒一下子褪去許多，談不出所以然來，最後帶著沒有和名人自拍的手機失望地離去。
Sherry Turkle是以研究新技術對人類生活的影響而知名，其《屏幕上的生活》、《第二個自我》，都是聚焦於計算機對工作習慣、生活方式、人際關係等等的影響。2011年出版了《孤獨地在一起》，則是探討移動通訊技術對當今一代人的衝擊。他用Aziz Ansari作為例證來說明自己的主題：Aziz Ansari主動和自己的粉絲們對話。難道這些粉絲蜂擁而至，不是要和自己有一些交流嗎？但他馬上發現：粉絲們要的不是和他互動的經驗，他們要的是記錄，即用手機自拍下和他在一起的景象。自拍的功能就在這裏：用攝像標出我們生活中的一個時刻，不惜為此打斷我們生活的經驗本身。久而久之，經驗已經不重要，甚至幹脆消失，隻要能抓住那個鏡頭存到手機裏就行。
為什麼大家對用自拍記錄自己的生活如此著魔？因為自拍的下一步是分享。套用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句式，就是“我分享，所以我存在”。不自拍記錄自己的生活、並把這種記錄分享，似乎就是沒有生活過。其實，這種通過自拍記錄下來的，並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停頓。大家在那一刻都忘掉正在從事的活動、對著手機自我“冷凍”成形。於是，大家不停地自拍、傳送分享。這些活動，不僅在教室、會議中進行，甚至侵犯到劇場、餐桌、葬禮。
自拍如同病毒，不僅侵蝕孩子，也襲擊成人。反省一下，我大學畢業後，一向不太注意到處留影。特別是旅遊時，即使帶著相機，往往也沒有心思照，注意力多在當時的經驗中。不過，有了網絡後，我也仿佛中了毒，特別喜歡拍照，然後上載到微博上分享。散步、跑步、騎車、爬山、掃雪、種地……越來越離不開相機。不過，自拍也好，他拍也好，有一點是共同的：它們所記錄的，都是我們生活消失的時刻。
一篇宏文，不可能用一個長長的句子寫成，中間不免充滿了句號。我們的生活中，也有著各種各樣的停頓，人們用以慶賀自己走過的曆程。但是，隻有句號、沒有文字，就成不了文章。隻有停頓中的慶賀，沒有真實的曆程，則不成其為人生。回想一下近三十年前的記者生涯，我後悔的不是沒有留下照片，而是沒有充分的談話。比如，當我看到有人整理出口述史式的梁漱溟自述時，首先的反省是：為什麼我忘記了這一工作？再說遠一點，蘇格拉底上街，是和人們論道，由此留下的智慧，2000多年來依然讓人類受用不盡。如今人們上街，拿著手機隨處自拍，所見證的，則是自我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