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國駐華使節與《紅樓夢》西行
19世紀初，尤其是鴉片戰爭前後，隨著滿清王朝門戶的打開，歐洲列強紛紛在中國沿海建立通商口岸，設立使、領機構，越來越多的西方人來到中國，他們當中大多數是傳教士、海關官員、駐外使節以及留學生。這一時期，《紅樓夢》的片段摘譯逐漸增多。對《紅樓夢》在英語世界做出貢獻的就有英國駐香港外交官，有名的中國通約翰·弗朗西斯·戴維斯（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又譯作爹核士、德庇時、大衛斯、德俾士）。戴維斯18歲時就到中國廣州，供職於東印度公司。此後戴維斯又任職於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署，司職商務監督。1844年，戴維斯赴香港就職，為第二任英國派駐香港總督，並兼任英國駐華公使至1848年。
戴維斯中文天分極好，熱愛中國文化與文學。在中國履職期間，戴維斯用翻譯了大量中國文學作品，如《好逑傳》（The Fortunate Union，1829）、《中文詩解》（Poesis Sinicae Commentarii，1834）以及《漢宮愁》（The Sorrow of Han，1829）等，並用英文寫了五部關於中國人文、地理、曆史等的著作。
《紅樓夢》第二個、第三個正式發表在出版物上的摘譯片段皆由戴維斯完成。1819年，《評論季刊》（Quarterly Review）於倫敦出版，在該期刊物上， Clarke Abel發表了一篇文章《1816和1817年中國內地旅行與往返航行記事》，裏麵選用了戴維斯英譯的《紅樓夢》第三回中描寫王熙鳳和賈寶玉穿戴與外貌的一段文字：“...From his head to the end of his tail，which dangled to the ankles，hung from strings of precious stones set in gold.His upper tunic was pink spangled with flowers，his trousers and stockings were embroidered，and his shoes were of a deep red colour，with thick white soles.This irresistible youth is said to have ‘ten thousand thoughts of love collected in the corner of his eye’.”該文對應的是第三回林黛玉初進賈府第一次見到寶玉的情景，這段文字的中文為“頭上戴著束發嵌寶紫金冠，齊眉勒著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著五彩攢花結長穗宮絛……雖怒時而若笑，雖瞋視而有情”。
《紅樓夢》第三個正式發表的摘譯片段是戴維斯翻譯的第三回中描寫賈寶玉的兩首《西江月》詞。1829年，戴維斯寫了一篇長文《中國詩歌》（“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又譯《漢文詩解》），於1830年發表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第2卷第393—461頁上。戴維斯在翻譯時力求忠實於原詩，幾乎逐字對應，從韻律上看，也很好地體現出了aabbccdd韻式，讀起來也比較有韻感。而在譯作中多處使用了驚歎號來加強語氣，表達強烈感情。從意義到形式都可謂成功的譯作。趙長江撰文讚為：“這種直譯的策略並未影響德庇時的翻譯質量，譯文不死板，不僵硬，用詞典雅，讀起來抑揚頓挫，明顯帶有英國維多利亞早期浪漫詩人作品的特色：抒情性強，詩句長短錯落，多用感歎號表現強烈的情感。”
1846年，時任英國駐寧波領事的駐華外交官羅伯特·湯姆（Robert Thom，1807—1846，又譯羅伯聃）摘譯了《紅樓夢》第六回中的一些對話片段，共27頁，取英文名為Dream of Red Chamber。這些譯文被收入當時外國人學習漢語的雜誌《中國話》中，該刊由寧波基督教長老會出版社發行。羅伯特生於蘇格蘭，1834年來華後，勤學漢語，1840年入英國領事館任翻譯，1843年任寧波領事館首席領事。羅伯特在中國任職期間，倡導漢語學習，積極編纂漢語學習資料，對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紅樓夢》早期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羅伯特熱心於翻譯及編撰工作，先後編寫了《英漢詞彙》（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1842）以及《中國話》（The Chinese Speaker，1846）等書。羅伯特譯文片段刊於《中國話》第62頁到第89頁，並在每頁後附上相對應的漢語原文。羅氏完全嚴格機械依照中文的字句排列順序進行直譯，力圖做到字句對應，譯文中所增加詞彙還加上括弧以表示增加的詞彙。和前幾位摘譯者如莫裏森和戴維斯一樣，《紅樓夢》的早期譯介中，字麵直譯是最為通常的方式。羅伯特是英語世界裏早期摘譯《紅樓夢》篇幅較長的人，也有學者認為羅伯特是最早英譯《紅樓夢》故事情節的譯者。
19世紀中期另一位摘譯《紅樓夢》的譯者是英國人愛德華·查爾斯·麥金托什·鮑拉（Edward Charles Macintosh Bowra，1841—1874，又譯作包臘）。鮑拉1841年出生於英國肯特，22歲被派往中國天津海關任職，曾擔任廣州、寧波海關稅務司官員及翻譯等多項職務。鮑拉精通中文，對中國文化很感興趣，具有較為深厚的文學修養和廣博的曆史知識。在華期間，還從事中國的博物學尤其是植物學研究，著有不少這方麵的文章，另外還有許多關於廣州地方史的文章，如《滿族人征服廣州》（The Manchu Conquest of Canton）、《林氏家族，或五代時期的廣州》（The Lin Family or Canton under the Period of Five Dynasty）。鮑拉還英譯了《紅樓夢》前八回，並將其譯作刊發於19世紀中葉發行的《中國雜誌》上，書名譯為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該雜誌1868年的 “聖誕節卷”（Christmas Volume）登載了鮑拉所譯《紅樓夢》之一至五回，“第三卷”（The Third Volume）登載了鮑拉所譯《紅樓夢》之六至八回。鮑拉是英語世界將《紅樓夢》整回英譯的第一人。
三、英國漢學家初評《紅樓夢》
19世紀前期至20世紀初，著名漢學家赫爾博特·艾倫·吉勒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又譯翟理思、賈爾斯）與阿瑟·韋利和大衛·霍克思並稱為英國漢學三大星座之一。吉勒斯出生於英國牛津的一個文人世家，父親是一位牧師，也是著名作家。由於家庭變故，吉勒斯被迫過早輟學。1867年1月吉勒斯經過英國外交部門的選拔，被使館錄用為翻譯。此後，他被派往中國天津、上海、寧波、廣州等多地任職。1893年因健康原因辭去領事職務返回英國，前後在中國生活25年。1897年，吉勒斯全票被選為劍橋大學第二任漢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