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勒斯一生致力於傳播和研究中國語言、文學和文化。他勤於筆耕，涉獵領域廣泛，先後寫有關於中國的論著達六十餘本。吉勒斯在華期間勤習漢語，在來華不到五年時間，著有《漢言無師自明》，該書成為當時初學漢語的外國人的專門入門教材。他先後翻譯了《三字經》《莊子》《老子》《聊齋誌異》《洗冤錄》《佛國記》等，其中他所翻譯的《聊齋誌異》至今還是最全的一個英文譯本。此外，他還編著了如《英華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中國姓氏譜》（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中華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中國繪畫藝術史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urial Art）以及《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等多部工具書。其中最有學術價值的要數他的英文著作《中國文學史》，該書於1901年由倫敦威廉·海涅曼公司（William Heinemann）出版發行，後於1933年、1958年、1973年多次再版。吉勒斯的《中國文學史》比中國人林傳甲所著、1904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早了三年。吉勒斯的《中國文學史》分八章，論述了公元前上古時期到20世紀期間兩百餘位中國作家及其作品，成為當時研究中國文學史的最重要的學術參考書。
在該書中，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及其內容，吉勒斯用了兩萬多字的篇幅來進行評介，既有小說的內容介紹，又有編者對該書的評論。學界公認，這是英語世界早期評述《紅樓夢》的一篇最有深度、較為全麵的文字。吉勒斯認為，“《紅樓夢》已達到中國小說的頂峰。該書作者不詳，大約成書於17世紀後半期。該書共描寫了四百多個主次人物。作者對人物的描寫使人想起西方最偉大的小說家的佳作。本書完全可以與英國18世紀著名小說家亨利· 菲爾丁的著作媲美。作者把當時中國社會生活的每一種特征淋漓盡致地展現給讀者，構成中國社會當時的全景圖。書中所描寫的愛情故事手法獨創、內容深刻，幾乎完全用口語體寫成，人物的言語對白充滿日常生活的幽默與哀傷。書中穿插著較多的詩詞歌賦，具有高度的文學性。該小說在一開始有意構建神靈世界與世俗凡間的巧妙聯係，具有超現實的特性。此後，整個故事沿著塵世的方向一一展開。這也是作者有意要表達的某種思想。因此，在這一點上，《紅樓夢》是無與倫比的。”
四、英語世界最早的《紅樓夢》譯本問世
19世紀英語世界《紅樓夢》篇幅最長、最有影響的譯介者要數英國駐華外交官赫利·本克拉夫特·喬利（Henry Bencraft Joly，1857—1898，又譯作裘裏、周驪）。經過十年努力，喬利完整翻譯了《紅樓夢》前56回的內容，中間無任何刪節。該譯本分兩卷，共961頁，大開本，褐色綢麵精裝，印刷紙張十分精美。第一卷24回，378頁，1892年由香港凱利·沃爾什（Kelly & Walsh）出版社出版發行；第二卷32回，共583頁，1893年由澳門商務排印局（Typographia Commercia）出版發行。喬利先司職為澳門副領事，後赴韓國任領事。喬利原計劃翻譯該小說的全部章回，但因病中年亡故，享年41歲。
由於喬利隻有漢語學習經曆，卻毫無漢學研究背景，對照譯本和原著之後，我們發現譯者過於固守原文的字麵意思和語法結構，忽視了英語表達習慣。關於喬利譯本的質量，學界普遍認為不高。英國學者愛德華·查爾默斯·沃納曾在《中國雜誌》1927年第4期撰文《論中文翻譯》（“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評價喬利的翻譯為“蹩腳的英文”“純粹的中文”以及“充滿中國腔調” （指譯文完全按照中文結構、風格）。
喬利譯本是19世紀英語國家出版的最早一部《紅樓夢》單行本，也是西方各國中最早的一部《紅樓夢》節譯本。較之此前的各種零星的摘譯，喬利譯本是當時最完整、篇幅最長、最忠實於原著的譯本，被學界公認為當時《紅樓夢》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較為係統的英文節譯本。即使譯本質量不高，但喬利的曆史功績不可抹殺。喬利以病弱之軀，前後花了十年心血，第一次翻譯並出版了兩卷英譯《紅樓夢》。因為喬利英譯本的問世，英語世界讀者不僅知道有《紅樓夢》其書，而且得以窺見《紅樓夢》的梗概。這對《紅樓夢》在當時的英語世界裏的傳播，無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金波曾在《明清小說研究》撰文稱：“喬利《紅樓夢》英譯本是第一個帶有真正的全譯性質的譯本，不但大大超越了此前零散的摘譯片段，而且對後來的英文全譯本譯者霍克斯和閔福德翁婿、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有所啟示，為他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和應該注意的問題。因此，喬利《紅樓夢》英譯本在英譯史上起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其曆史貢獻不容忽視。”該譯本至今仍不斷再版發行，其電子版也能在搜索引擎上檢索到。
從《紅樓夢》成書至20世紀初，共有六人進行了譯介。除以上介紹的喬利譯本外，其他五種譯介均為摘譯性質。根據以上介紹的譯介情況，可以總結出以下幾個特點：首先，這部小說並沒有被當作一部偉大的小說得以譯介，譯介的動機主要是為了滿足來華的外國人學習之用，並非是為了從文學上閱讀欣賞。之所以選擇該書摘譯，是因為這部小說有大量的北方官話對白，因此，它可以作為在華外國人學習漢語的材料。這些理據可以從早期這些譯文發表的刊物以及譯者的序言中找出；其次，初期的譯介者大多是早期來華的傳教士或駐華外交官員，而非精通漢語的學者或漢學家；其三，除喬利的翻譯外，從篇幅上來看，早期的翻譯大多是零星的片段，篇幅很小，譯者根據自己感興趣的內容局部摘取書中的人物對白或詩詞、或其中一段故事，譯作根本不能反映《紅樓夢》的麵貌，且多刊發於漢語學習刊物上，而不是以單行本形式出現，較少引起讀者關注；從翻譯的質量上來看，由於譯者漢語語言的修養，尤其是對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以及習俗、傳統等理解的局限，這一時期的譯介大多質量不高，帶有改編，甚至誤讀的成分。盡管如此，19世紀這些譯介活動的出現，對推動《紅樓夢》在海外的傳播起了積極的作用，開啟了英語世界紅學研究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