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觀點
作者：陳統奎
5月的南京，午後，天出奇的悶熱，南京大學大門前的漢口路上，一位漂亮女生穿著花裙子蹲在一棵大梧桐樹下擺攤，賣飾品，手裏拿著一個當前最時尚的Ipad2玩遊戲，任顧客自由挑貨。對她而言，享受擺攤樂趣大大超於賺錢，這是一種生活體驗。
擺地攤或將合法化
人們喜歡用“遊擊戰”或“捉迷藏”來形容攤主與城管的關係。相信很多人都見過城管驅趕攤主的場麵，但大多數人卻不知，這追與跑，捉與藏的背後還有“遊戲規則”。曾紀茂曾親自帶學生蹲點觀察和研究上海攤主與城管的“博弈”，攤主表揚上海城管文明，而上海城管則稱攤主“給麵子”。
平常的一天，上海財經大學一門口。這裏的晚上擺攤市場非常繁榮，學生們是鐵杆客戶。多年下來，城管和攤主們都互相熟悉了，攤主一般都是做“夜宵”，從不趕早。兩個城管協管員分管這一片，他們介紹說：“這些人我們都很熟了，他們是一幫一幫的，有自己的規矩，哪個攤位是自己的，都很清楚，你要是一個外來人擠進來占他的位置，他隻要另外找兩三個人擠兌你，你就隻有走路。你要跟別人倔，找幾個人打你。”
協管非常理解攤主們的生存之艱，“我們在，這些攤販不過來，還算給我們麵子。但他們在家裏準備了一天，總要把東西賣掉的。”知道自己呆得越晚，攤主們就出來越晚。這一天，他們提前一刻鍾下班回家了。
21點46分，兩個協管離開，一位放風的婦女拿起手機打電話：“人走了，可以過來了。”一分鍾之內，3個賣水果的江西人神速到位。接著是炸臭豆腐的，然後那些炒飯、麻辣燙的，基本在10分鍾之內全到了。曾紀茂告訴記者，他在複旦大學門口觀察，也是同樣的鏡頭，協管推出自行車下班，攤子一下就全部推了過來，很快就把門口分兩邊擺上了。有些人用“刁民”、“走鬼”這些帶偏見的貶義詞來形容這些“遊擊部隊”，曾紀茂卻不這麼認為：“好像是形成了很好的默契，你坐班，我們給你麵子，不給你難堪，你下班，我們就過來了。”
記者了解到，上海城管相對文明，抓住了就是罰款，很少使用暴力。城管提供的答案是：“城管與攤販發生衝突時，群眾不幫助城管（群眾也不認可城管的執法權威），攤販耍賴，而警察是以民事糾紛來處理，不是以阻擾公務處理。”曾紀茂對擺地攤有他特殊的見解：“一、攤販管理要從取締處罰轉向以輔導改進提高為主、取締處罰為輔；二、攤販管理主要不是市容管理部門的責任，應有部門專門負責攤販市場規劃、管理、輔導改善，形成多種類型多種層次的攤販市場；三、攤販市場建立自我管理組織，減少對公權力的對抗情緒……”
毫無疑問，在不久的將來，路邊擺地攤在城市裏將會成為一種合法經營的謀生方式。
地攤是城市裏的一道風景
網絡論壇上有一篇《一個小攤販市民的講述》的帖子，其中有一段寫道：“一個國家，一個城市要走向現代化、國際化，不是要消滅小商販、地攤，隻搞一些大馬路、高樓、霓虹燈、城市形象窗口等，這是一種‘變態’的現代化。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城市也沒有消滅小商販和地攤的。城市的特點和吸引人、有活力的地方不僅是大商場、大馬路和街道，更是小商品、街頭地攤市場。衡量城市現代文明與否的一個重要標準，是看居民的日常生活是不是越來越方便。小商販地攤可能出現‘亂’象不是放開之錯，而是管理沒跟上。”
根據曾紀茂的調查研究，上海擺攤市場折射了中國大陸現階段的“發展問題”。上海市容管理局的調查結論是攤販中上海本地人與外地人的比例大致為3∶7，而曾紀茂在上海財經大學和複旦大學周邊調查，全部攤販中上海本地人隻占3％，外地人占97％。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外地攤主絕大多數舉家搬到上海，隻是一個人到上海來的僅占調查人數的13％。一方麵，大多數攤主決心在上海長期居住，而當前上到市政府、下到區政府街道解決攤販問題的疏導方案都隻是主要考慮安置上海本地人，這將會留下重大的問題，龐大的外地攤販何去何從，將是城市管理者不得不麵對的重大問題。上海一些幹部對攤販經營合法化的顧慮，其中一條就是擔心吸引外地無技能人口到上海擺攤。問題是，現在不讓合法化，外地人一樣來擺攤。
上海財經大學和複旦大學這一片的攤主很多都住在赤峰路一帶，租住在這個每月四五百元房租的平房裏，往往都是幾百個人住在一起。一位江西攤主介紹說，他們夫妻10年前就來到上海擺攤賣水果，當時一起出來的隻有幾戶家庭。一個攤位月收入大概2000元左右，夫妻兩人加在一起有4000元左右。後來家鄉陸陸續續來了很多人。他們所在的楊浦區外來流動人口就有20多萬，其中很多人靠擺攤度日。楊浦區管理者也“從堵疏結合到疏堵結合，以疏為主”，現在的問題是，沒地方“疏”，“很難找到空地，而且有空地，政府也會想辦法拿來開發以獲得更高的經濟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