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嘯的暴風雨已經來了
1949年後，唐湜在溫州師範學校任教。1950年唐湜在溫州二中任教，詩論集《意度集》也終於出版。他立刻把書寄給了李健吾和錢鍾書。錢鍾書看完書後欣喜地回信加以鼓勵，“你能繼我的健吾學長的《咀華》而起，大有青出於藍之慨！”。1951年，唐湜再次來到上海，在李健吾虹口的新家二人再次相聚。此時，李健吾任上海戲劇專科學校（前身為上海實驗戲劇學校）的教授兼文學係主任。他希望唐湜到上海來做他的助教，可惜上海市教育局拒絕接受唐湜，此事隻得作罷。1952年唐湜在上海羅店的羅溪中學任教。下半年，唐湜離開上海前往北京。他原本被安排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工作，但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如願，隻得進北京第十一中學任教。唐湜與袁可嘉在解放前就曾通信多次，但一直無緣見麵。剛到北京安頓下來，唐湜就與曹辛之一起到西單附近的毛選英譯委員會去找袁可嘉和錢鍾書先生。當天幾個人在一起共進午餐，開懷暢飲。
1954年初，唐湜調入中國戲劇家協會剛剛創辦不久的《戲劇報》工作。在大學期間，唐湜愛上了一個女同學並為她寫了不少的情詩。當時，兩人一起參加演出話劇《原野》。可惜兩人緣分不夠最終分手。到北京後，唐湜曾經請她和她的丈夫一起看過幾次戲。最初兩人見麵時她竟然已經認不出唐湜了，隻是在端詳了幾次之後才叫出了唐湜的名字。此時穆旦在南開大學工作，當他得知唐湜在《戲劇報》工作後，就經常從天津趕到北京與唐湜、袁水拍、唐祈和曹辛之等老友相聚。1957年，穆旦在《詩刊》和《人民文學》拿到稿費後，幾次在翠華樓請包括唐湜在內的北京詩友聚會。時在《戲劇報》工作的屠岸就是通過唐湜結識了穆旦。穆旦和朋友們此時沒有想到，暴風雨馬上就要來了。1956年的一天，唐湜在前門大街買東西時極其偶然地遇到李健吾，驚喜之下才得知，此時李健吾已經從上海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工作。當時李健吾住在西郊中關村的宿舍。唐湜立刻邀請李健吾到便宜坊烤鴨店歡聚，兩人相談甚歡，一口氣幾乎吃掉一整隻烤鴨。席間李健吾談到自己發表在《文藝複興》上的話劇《青春》（該劇早在1948年即演出並獲好評）被沈陽“唐山評劇院”的編劇曹克英稍作改編後，以《小女婿》之名在北京、天津和沈陽等地公演並引起轟動。該劇1952年10月曾參加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獲劇本獎和演出一等獎，受到毛主席、周總理、朱德等中央首長接見。然而這位編劇竟然沒有提李健吾一個字。聞聽此言，唐湜十分不平。很快，唐湜就此事寫成文章交給《戲劇報》編輯部。不久，反右運動開始，文壇風向大變。李健吾趕緊找到時在《戲劇報》編輯部工作的學生張江東，及時撤下唐湜的這篇文章，才幸免於難。早在40年代，唐湜曾經與胡風有過交往，因而在反胡風運動中受到了牽連。戲劇性的是因為阿壟曾經在文章中痛批過唐湜，唐湜才最終躲過一劫。反右運動中，唐湜因為和同事杜高合寫了批評趙尋的兒童劇本《小蒼蠅變成大象》的大字報，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沒過多久，唐湜等幾百個“右派分子”由公安部押送北大荒改造。按照當時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右派”按嚴重程度被分為六類，被劃為右派的黨團員一律開除黨籍團籍。在北大荒興凱湖農場七分場刺骨的寒冷中，唐湜親眼目睹了好友的死亡。當時中央實驗歌劇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兼合唱指揮家莫桂新，作為“曆史反革命兼右派”與唐湜同時在這裏接受勞動改造。1958年8月15日，莫桂新歿於這片黑土地上，年僅41歲。死後，莫桂新被草草埋葬在一個偏僻荒涼的小土丘上。墳前簡陋的木牌上寫著幾個非常難看的大字——“勞動教養分子莫桂新”。關於莫桂新的死因，“調查表”如此記錄：“急性腸炎、嚴重脫水、酸中毒，繼發性痢疾”。在此極端的環境下，“為了使自己不至於在殘酷的鬥爭中精神崩潰”，唐湜竟然一頭埋在故紙堆裏完成了15萬字的《古歌舞劇初探》。1958年初夏，唐湜開始寫作南方風土故事詩《劃手周鹿之歌》。1961年夏秋之交，唐湜終於解除勞教，從寒冷的北大荒戴著“右派”的帽子回到故鄉溫州。在途徑北京時，唐湜去幸福大街見溫州時的同學好友林斤瀾。林斤瀾看到唐湜時簡直目瞪口呆，唐湜當時衣衫破敗，渾身浮腫。
回到故鄉後，唐湜作為昆劇團的編劇，跟隨劇團在浙東沿海的一些村莊和漁港演出。期間唐湜與朋友們在深山和大海上與那些伐木人、獵人和漁人深入交往。這豐富了唐湜對故鄉風土人情的了解，尤其是當地的民歌和傳說對他的敘事詩和昆劇寫作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好景不長，唐湜又被下放到溫州房管局下屬的修建隊勞動改造拉板車。有一次，唐湜的父親看到兒子渾身大汗地在烈日下拉板車，竟然嘲諷地對旁人大聲喊，“看啊，這就是我的大學生兒子！”在頻繁而激烈的政治運動的風雨裏，唐湜完成了包括《劃手周鹿之歌》（原題為《劃手周鹿的愛與死》）在內的南方風土敘事長詩等重要詩作。
即使是在災難重重的歲月，唐湜仍然堅持寫作。1963年夏天，朋友張峰到唐湜的飛霞樓做客，講述了一個關於淚瀑的故事。唐湜深受感動開始寫作長詩《淚瀑》。1969年12月的時候又重寫此詩。在“文革”武鬥期間，“溫聯總”和“工總司”兩派激戰。一個夜裏，雙方兩挺重機槍的子彈呼嘯地從唐湜窗前飛過，唐湜卻裹著被子躲在桌子底下寫作長詩《海陵王》。在“文革”後期，唐湜在家鄉被數次批鬥、抄家。唐湜白天接受監督勞動，晚上還要接受街道老頭老太的巡查。在無限的孤寂和痛苦中唐湜不斷想起李健吾、穆旦等好友。1964年除夕，孤寂中的唐湜在稀疏的新年鞭炮聲中失眠了。他似乎聽到了遠處飄來的嗚咽的簫聲，年華過往此刻一起湧上心頭。於是，在夜色中唐湜起身下床拉開燈寫作。就是在一個個風雨敲窗的日子，唐湜完成了四十多首十四行組詩《遐思：詩與美》。他這樣深情地懷念與穆旦在南京和北京相聚談詩的情形，“我記得秦淮畔的一個黃昏，/你我一見，就歡若平生；/悄然過去了五年，我們/又相見於京華的朝夕風塵；//你依然風姿瀟灑，可豪情，/你往日豪氣千丈的放歌呢？”這些詩句曾經在一個個寒冷的夜晚慰藉著唐湜這顆驚悸的心，他“像隻被人追逐的鹿，怕走上大街，愛穿過小巷，心裏有一片荊棘，隻祈求和平的夜晚到來，給我片刻的寧靜”。然而在嚴苛的環境下，這些詩歌也隻能遭遇不幸。“文革”期間，這些傾注了詩人大半生心血的珍貴詩稿被付之一炬。唐湜一百多萬字的手稿被紅衛兵的幾輛大卡車抄走了，其中包括《論三國戲》、《南戲初探》等戲劇論稿。連唐湜托舅父王國桐從香港買回來的1952年新版的注釋本《柔密歐與幽麗葉》（現譯為《羅密歐與朱麗葉》），也竟然被紅衛兵從頂樓上搜走了。這不能不歸功於鄰居的日夜“監督”。俞平伯曾經送給唐湜一個灑金扇麵，上麵是用小楷手書的宋人蕭彥毓的詩《西湖雜詠》。唐湜非常珍愛這把扇子，為了不讓紅衛兵抄走，他讓一位醫生朋友代為保管。不幸的是，這位醫生因為是“台屬”被搜查得更嚴，他將那把扇麵隨身放在身上，一次不小心掉在地上。紅衛兵見此二話不說搶過扇子撕得稀巴爛。當時唐湜將長詩《劃手周鹿之歌》的手稿托一個夜校的學生保管。而這部手稿還是被其他學生搜走了，這個學生還因此挨了數日的批鬥。後來，唐湜托夜校的兩個女學生取回了《劃手周鹿之歌》手稿。這總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其中，溫州的一個造反派朋友將唐湜的手稿專門放在“工總司”政治處的保險箱裏特殊保管。“文革”結束後，其中的一部分手稿得以返還。更可笑的是唐湜浙大的畢業證因為印有“中華民國三十七年”而被紅衛兵抄走。那時唐湜捏了一把冷汗，因為畢業證上簽署的“文學院長張其昀”曾是台灣行政院院長。幸虧這些造反派不知道張其昀何許人也才作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