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邊緣敘事”
自由談
作者：周新民
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出現了“向內轉”的創作思潮。文學除了要表現人的內心世界外，專注文學形式也成為文學創作的重要特征。先鋒小說的出現，標誌著“向內轉”的文學倡導在創作領域得到了深入表現。先鋒小說提倡小說敘事本身，不關心講什麼樣的故事，而注重怎樣講故事成為先鋒小說家們共同遵循的藝術旨歸。社會功能這一現實主義文學的圭臬被拋棄。更重要的是，一些先鋒小說（這類先鋒小說常常別稱作“元小說”）在敘述過程中裸露現實主義小說敘事陳規。這股無論在文學功能還是藝術觀念上與現實主義傳統迥異的創作潮流，被操現代主義文學批評話語的批評家們認定為“邊緣敘事”。由此可見，“邊緣敘事”，作為一個詩學概念起源於20世紀80年代後期。其所張揚的是先鋒小說不同於現實主義的一些特征：重視形式、表達個人的生存體驗等特征。“邊緣敘事”也因此成為先鋒小說的代名詞。作為一個詩學概念，“邊緣敘事”出現於先鋒小說崛起這一特定語境，顯示了先鋒小說不同於傳統現實主義的異質。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邊緣敘事”不再僅僅特定指涉先鋒小說，出現了泛指。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風尚，這種代表時代文學風尚的文學敘事，無疑是體現時代價值、表現時代審美趣味的“中心敘事”。既有“中心敘事”也就隨之出現“邊緣敘事”。批評家們把出現在一個時代不同於主流文學創作的文學敘事，都統稱為“邊緣敘事”。因而“邊緣敘事”成為指代一個時期文學創作不同於主流創作的一些症候。“十七年”文學時期，文學規範是文學要表現工農大眾革命實踐和革命鬥爭生活，文學以教育、引導、培育社會主義新人為最高標準。在這樣的文學環境下，出現了一批像《青春之歌》、《紅旗譜》、《紅岩》等代表“十七年”文學規範的典範作品。然而，“十七年”也出現了像《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紅豆》等或直麵現實陰暗麵，或表現個人情感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紅豆》等小說，以其不同於當時現實主義文學規範的特征，也被稱之為“邊緣敘事”。雖然，《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紅豆》和先鋒小說，都是不同時代的“邊緣敘事”，都是對現實主義陳規的顛覆。但是，《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紅豆》的“邊緣敘事”顯然是現實主義文學規範“內部”的“邊緣”，總體上的敘事規範與敘事旨趣和當時的現實主義規範之間尚不存在本質的差異。而先鋒小說是對現實主義傳統的徹底顛覆。《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和先鋒小說雖然都可以成為“邊緣敘事”，二者的含義還是不一樣的。前者是對時代文學規範的疏離，後者是對文學傳統的顛覆。由此看來，《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和先鋒小說都可以成為“邊緣敘事”，但是二者的“邊緣”內涵還是存在著重大的差異性。
20世紀90年代，文學出現多元化格局。由於中心被顛覆，邊緣的界限也顯得非常模糊。“邊緣敘事”的命名也顯得比較困難。不過，“邊緣敘事”在20世紀90年代仍然有明顯的表現。人們常常將此時崛起的女性主義小說稱之為“邊緣敘事”。由於中國有著較長的封建社會曆史，也由於中國缺乏獨立的女權運動，男權中心主義在中國有著比較深厚的傳統。顛覆男權中心主義的女性主義小說，成為20世紀90年代小說敘事的自覺追求。在《一個人的戰爭》、《私人生活》等女性主義小說中，女同性戀的書寫、身體寫作等原本男權中心主義禁錮的文學創作，浮出曆史地表，深刻地動搖了中國男權中心主義價值觀。這種體現了女性性別意識的敘事，成為20世紀90年代最具代表性最有顛覆力量的“邊緣敘事”。性別敘事拓寬了“邊緣敘事”的邊界。“邊緣敘事”的內涵在於，“十七年”時期是另類的現實主義寫作，20世紀80年代是對現實主義傳統的顛覆，而在20世紀90年代，“邊緣敘事”就成為解構男權主義的性別敘事。
事實上，“邊緣敘事”的邊界與內涵在新世紀繼續發揮著“善變”的角色。20世紀90年代末期，“底層文學”崛起，隨著對“底層文學”的關注，人們也注意到中國文學創作的版圖也在發揮著重要的變化。那些不關注文學體製反應而埋頭於自己創作的大批文學創作者受到關注。後來被學院派認可的大量“打工文學”，是20世紀以來最重要的“邊緣敘事”。“打工文學”作者們關注的不是個人文學成就被認可、被接納，他們創作的初衷顯然是自我發泄與自我娛樂。而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為這個時代最為寬泛的草根寫作提供了機會，也為這些創作者提供了技術支持。大量遊離於文學體製的草根創作者遂漸出現。在這個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的時代，“邊緣敘事”的內涵與邊界也發生了變化。在博客、微博、QQ空間、論壇上的個人隨心所欲的文學創作，包括類文學創作，成為新世紀重要的文學現象。《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明朝那些事兒》即是此類“邊緣敘事”的代表作。不同於體製內的作家創作，這些草根作者的創作初衷與目的，以自娛自樂為旨歸。而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邊緣敘事”又與前述三個階段的“邊緣敘事”有著重大差異性。這裏的“邊緣敘事”指向的是作家的身份。